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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民、周侦伲:在“两个结合”中筑牢文化主体性,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时间:2025/11/7 16:40:57|点击数:

  文化,是一个民族深层的精神标识与存在的家园。如何对待自身悠久的历史传统,如何在世界文明的激荡中确立自身的坐标,如何赋予古老文明以崭新的时代生命力,这是每一个迈向复兴的民族都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的六篇文章,作为专题系统回应了“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文中提出的将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重大意义以及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等重要论述,构成了一套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文化发展方略。本文通过回溯中国古代智慧,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这一文化方略进行初步的学理梳理与思考。

  一、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源自中华文明根基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这句古老箴言,道出了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鉴往知来,探寻治理与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这正是对传统史学精神的当代继承与升华。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质,不仅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和“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这一定位,将历史从故纸堆中解放出来,赋予其鲜活的时代价值。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这一论断具有双重意涵:其一,每个民族的独特创造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其二,民族性的充分发展是人类性得以丰富的前提。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其积累的典章制度、哲学思想、伦理规范、文学艺术,正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所做的卓越贡献。因此,对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入研究,不仅是为了认识“我们是谁”,更是为了从这座富矿中提炼出能够贡献于当今世界发展的智慧资源。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提出的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点工作,尤其是“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要求,体现了严谨的科学态度与宏阔的文明视野。多学科攻关,是将考古实物、文献记载与自然科学技术(如碳-14测年、DNA分析、环境考古等)相结合,这正如汉代王充在《论衡》中所倡导的“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追求的是实证与逻辑相统一的严谨学问。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则是对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的自觉发扬。中国古代历来有“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智慧,认识到不同文明如同不同的调味品,和谐共存才能成就美味。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正是这一古老智慧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运用,旨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厚的历史文化支撑。

  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特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连续性是根基。它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种连续性,并非僵化不变的静止,而是在动态传承中实现的。正如《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核心精神在于不断更新。连续性为创新性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平台与资源保障。没有创新性的连续性,必将走向衰亡;没有连续性的创新,则如无源之水。中华文明正是在连续性与创新性的张力中,保持了持久的活力。统一性与包容性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统一性并非消除差异的“单一化”,而是“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格局。它源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这种传统追求的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政治整合,如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是核心价值与秩序的认同,而非文化形态的单一。这正是包容性的体现:“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中国古代“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智慧,正是这种包容性的实践。它承认差异,尊重多样,并通过“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和平性是中华文明价值追求的集中外显。“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传承五千余年,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这与中国传统“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观一脉相承,与西方某些文明中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和平性,并非软弱,而是基于强大道德自信与文化力量的文明形态选择。

  三、“两个结合”催生新的文化生命体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深刻阐释“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具有深刻的哲学意涵。首先,“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产生于迥异的历史时空,但在哲学观、社会理想、实践精神等多个层面存在深刻的“契合点”。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都存在可以对话、融通的基础。这种契合,使得“结合”并非外在的、“硬凑的”拼接。其次,“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本身获得了中华民族的形式与内容,充满了“中国味儿”,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时,这一过程也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跨越时空界限,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例如,用唯物辩证法重新阐释“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使其避免滑向折中主义,成为把握矛盾统一性的智慧;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提升“大同”理想,使其从一种朴素的乌托邦构想,转变为建立在历史规律之上的科学追求。最终,“两个结合”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是“两个结合”理论的落脚点与核心价值所在。一个缺乏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容易在精神上沦为他人的附庸,在文化上迷失方向。通过“两个结合”所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它既不是复古守旧的历史虚无主义,也不是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扎根中华文化沃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让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但“两个结合”在理论自觉性与实践建构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着眼于人”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落脚点

  “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围绕“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清晰的实践路径。其中最核心的原则,是“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原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与中华文化中“富民厚生”、“修己以安人”的人本关怀内在相通。因此,文化强国的建设,必须:第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方向问题,确保文化发展不为各种错误思潮所干扰,始终服务于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第二,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文化生于民间,长于实践。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制,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三,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简单照搬,而是要按照时代进步的要求,对其进行扬弃、改造与升华,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使其“活”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第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这需要我们在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中华文明所蕴含的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智慧,为世界所知、所享。

  五、思想的引领亟待系统化学理阐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战略价值,为新时代理论建设指明方向。这一部署既契合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回应了实践提出的迫切需求。“两个结合”是理论创新的关键路径。《礼记?中庸》有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与当代理论研究需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的要求一脉相承,彰显了中华文脉的当代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论断启示我们,理论研究需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让学理化阐释成为指导实践的有力武器。2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出的丰硕成果,印证了“基础工程、战略工程”的定位绝非虚言。新时代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本质上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环节,更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唯有坚持守正创新,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深入人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的“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专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文明古国迈向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旨在阐明文化自信的建立,源于对自身文明历史的深刻自觉;文化创新的动力,来自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化学反应”;文化发展的归宿,在于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条道路,既承接了“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的古训,又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更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它要求我们,既要做勤恳的“考古者”,深入挖掘历史的宝藏;更要做勇敢的“炼金术士”,在“两个结合”的熔炉中,锻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立根铸魂,为丰富人类文明百花园贡献中国的色彩与芬芳。

  (本文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2025年度院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批准号:YB2O25O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分别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张兆民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侦伲)

来源/作者: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责任编辑: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