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学术自述

六、把贫困与扶贫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

　　1986年，我国决定进行大规模扶贫。之后不久，我便把贫困与扶贫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

　　（一）提出正确认识农户贫困的成因

　　尊重与保护居民的名誉权，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在我国，以歧视乃至污蔑的语言侵犯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的名誉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政权、司法机关和社会长期来对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名誉权的保护并不重视，更未对此进行立法与司法。我发表于《求是》杂志副刊《 红旗文稿》 2003年第18期《论几种“农民致贫说”的荒谬性》具体剖析了几个农民致贫说。

　　“穷人懒惰说”忽视了贫穷农户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缺少赚钱门路，而农户缺少赚钱门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 社会并没有为他们提供与其活劳动结合的足够的机会和生产资料, 穷人主观上的辛勤劳作没有对象。我们实施的大规模扶贫开发项目, 原意是为穷人创造就业和赚钱机会, 但是由于现有扶贫体制与机制设计上的弊端, 使宝贵的扶贫资源难以送达真正的穷人; 穷人眼巴巴地看着富人“争夺”扶贫资源而不得不无活可干, 不得不继续“懒惰”。

　　“穷人愚昧说”忽视了维持生存的本能使贫穷农户慎重地接受新技术。

　　“穷人不愿接受教育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穷人酗酒说”并不符合中国贫困农村的实际，与贫困农户极少饮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我国贫困县、乡、村社干部特别是城市, 饮酒却非常频繁, 许多官员做到天天饮酒。

　　“穷人多生子女致贫说”并不反映贫穷农户的生育观。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很难把农民纳入其中的情况下, 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农民仍然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才能维持生存。

　　（二）主持省政府下达《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

　　1988年，我与郭正秉、董恒秋、袁德政等共同主持完成了云南省人民政府下达课题《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了同名专著。在这一研究中，我们采用计量统计分析、系统动力学模型、宋键人口预测模型、灰色系统粮食预测模型、典型调查、问卷调查等方法，对云南省内41个贫困县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变救济式扶贫为经济开发式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等一系列重大建议，均被实践部门接受，转化为了扶贫政策。

　　

　　（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云南多民族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研究》

　　1989年1月，我与袁德政共同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云南多民族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研究》获得批准。历经二年，课题组完成的研究成果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专家组在评审意见中指出：这一成果“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为指导，采用多学科、多角度的分析方法，对云南多民族特困地区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脱贫致富的指导思想，划分贫困的标准、开发方式、各项对策，以及省内16种特困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建议。总的看，这一成果情况分析合乎实际，指导思想明确，对策建议可行，既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又对实践有指导意义。”

　　

　　（四）主持召开“全国扶贫攻坚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1997年3月21—25日，我主持在昆明市西南宾馆召开了“全国扶贫攻坚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福特基金会、乐施会等国际组织的官员出现会议。国内最著名的研究贫困的专家绝大部分都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我起草的“关于2000年前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战略与策略调整的建议报告(二十条)”。建议报告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把贫困成因归结为非制度性因素、扶贫不到户、扶富不扶贫、扶贫开放大门不畅开、对口扶贫不讲市场规则等问题，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会议论文由我主编，云南科技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五）主持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培训与教材编写

　　1997年初，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引进孟加拉国小额信贷扶贫到户(GB)模式，在全省的25个贫困县的25个贫困乡试点。我根据省委要求，组织我的同事们，承担了三项任务：一是代云南省人民政府起草在全省开展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文件;二是负责两个乡的试点指导;三是编撰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培训教材，并负责全省培训班的教学工作。后来，培训教材以《小额信贷：扶贫攻坚成功之路》，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一版、1998年11月二版。

　　关于小额信贷扶贫，我还集中论证了以下观点：

　　一是我发表于《爱思想网》2008年3月3 日“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为什么贷款要小额度?”，认为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坚持贷款户一次获贷只能是小额度，这是国内外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重要原则和成功经验之一。因为只有小额度，农村里的干部、富人等才不耐烦用，从而才留给了真正的穷人使用。而且小额度还适应了贫困户的家庭经济实力、经营能力。

　　二是我发表于《爱思想网》2008年1月31 日“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为什么要以妇女为主承贷人?”认为，贫困农户的贫困，在某种程度上看是妇女的贫困;而消除了妇女的贫困，农户贫困便随之消除。贫困妇女特有的母爱、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决定了她们承贷的高成功率。贫困农户妇女太低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非常珍惜贷款机会。

　　三是我发表于《爱思想网》2008年2月20日“贫困户为什么愿意接受小额信贷扶贫的高利率?”认为，低利率当然意味着贫困贷款者的收入增加。当国家、社会有了诸如低利率贷款、贴息贷款等某种优惠时，村里的强势人群就一定是自己、自己的亲朋好友优先占有、垄断享受。这种优先占有、垄断享受，可以是明目张胆式的、巧取豪夺式的，也可以是事出有因式的、理直气壮式的。而贫困户由于是弱势人群，在村里没有势力，没有话语权、决策权，当然就轮不上了。

　　四是我发表于“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2月6日“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也适应偏僻地区”认为，小额信贷直接创造了市场消费品的供给。实践证明，贫困户有的用小额信贷办起了小杂货店，从此村民日常所需的食用盐、酱油、针线、火柴、夜晚点灯的煤油、小学生用品等，在村里有了供给，不用花一天时间翻山越岭到乡政府所在地采购了。更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农户利用小额信贷办起了豆腐坊，生起了豆芽，由此村民们有了豆腐、豆芽吃。有的村民还把本村卖不出去的豆腐、豆芽挑到外村去卖。豆腐、豆芽的营养成分很高，对于改善贫穷人的体质大有好处，特别是使贫困山村出现和形成了豆制品加工、销售、消费的市场。这种市场初看起来很原始，但是对于偏僻贫困地区的村庄、村民来说，却是“惊险的一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六）主持《云南省异地搬迁扶贫开发研究》

　　2000年，由于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我组织对云南省异地搬迁扶贫开发，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政府组织、企业承包和农户自发性搬迁三种组织形式中，效果最好的是农户自发性搬迁;在偏僻农村、农场和城市郊区三种迁入地选择中，城市郊区最受搬迁户欢迎;在传统农业开发、现代农业开发二种开发形式中，现代农业开发的效果最好;在划给农户、划给农业龙头企业和租赁给搬迁户三种土地制度中，永久划给搬迁户的效果最好。该课题成果已由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学仁指示云南省扶贫办公室，在工作中认真吸取课题组的意见。

七、关注区域经济发展

　　我对区域经济的研究，主要包括云南省级发展战略、流域开发与治理、省辖市州县级发展三个领域。

　　

　　（一）执笔完成《云南社会经济情势分析报告》

　　1985年，受中国科学院西南资源开发考察队“西南社会经济情势及发展研究组”委托，云南社会经济情势及发展研究组成立，由我和张怀渝执笔完成《云南社会经济情势分析报告》。报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云南省面临的情势，提出了云南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命题等。报告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1986年“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现实问题优秀理论文章(著作)二等奖”。

　　

　　（二）主持云南省发展战略研究

　　云南省人民政府1990年下达、由我牵头组织完成了《云南省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研究》。成果包括我执笔的《云南省发展战略研究》和其他学者执笔的15个部门、行业发展战略研究、目标预测，以及齐康先生整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南省理论界关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综述”。专家组在评审意见中指出：“这一成果依据全国‘三步走’战略的总精神，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云南省情特点和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揭示出云南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全省今后第二、三步战略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路子选择，设计出了分阶段目标，筛选出战略发展重点，勾画出产业与区域布局方案，制定出保证战略实施的对策。总的看，这一研究成果思路清晰，论证周密，重点突出，文字简练，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供高层决策的参考价值。”

　　

　　（二）主持云南省年度发展报告“蓝皮书”

　　2000年——2002年，我先后三年组织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学者，研究、编写并出版了《云南省经济发展报告》。中共云南省委原书记令狐安在由我执笔的2000年总报告上批示：“办公厅：此报告下了不少功夫，在年终统计部门数字出来以后进一步核准，送有关领导、部门、地区阅研。总的形势分析、利弊估计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但有的题目、有的问题、有的原因不够深入，文中提及的9个薄弱环节及矛盾中的若干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总之，读了之后感到脉络清晰，观点鲜明，对省委、省政府决策有很大帮助。建议省委工作报告和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在修改报告时认真参阅”。另有6个专题报告分别获得其他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肯定性批示。

　　2002年后，《云南经济发展报告》交由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学者编写，而我则另外组织编写了《2003——2004年云南生态情势报告》和《2005年云南灾害与抗灾防灾报告》，并且纳入云南省社科院编辑出版的《云南蓝皮书》系列。《云南蓝皮书》系列一经推出，即成为云南省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品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

　　

　　（三）主持完成昆明市发展研究

　　我利用担任昆明市科学发展决策咨询中心农村与农业发展专家组组长机会，在主持的多项咨询项目中，对昆明市发展中需要解决问题进行了揭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对策建议，就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一是在《昆明市城市建设融资策略及持续健康安全发展对策研究》(2009年)中，发现昆明市城市建设融资财政投入力不从心;融资方式比较落后，手段单一;投资管理方式落后，政府财政担保的风险很大;融资主体尚不能真正承担起责任与义务;市属投融资企业存在的问题不少，内部管理不善，运行效率不高;民间投资不活，启动民间投资的条件差。

　　二是在《昆明国际大通道枢纽建设研究》(2010年)中，发现昆明市在建设国际大通道枢纽中，基础设施建设上过去欠帐太多，更由于某些体制机制的制约，包括昆明市在内的云南省铁路、高速公路、管道、物流等建设离需求有不小的距离;部分干部认识的高度不够、深度不足，相关的协调和规划需要上升到国家层面;复杂的南亚地缘政治因素制约不可轻视;面临着与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的激烈竞争等问题。

　　三是在《昆明市扩权强县、扩权强镇对策研究》(2010年)中，发现昆明市实质性权力下放不多，市与县级关系有待进一步理清，垂直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有待明确，行政审批权的下放与行政资源配置结合不够紧密。存在上述问题的成因，背后都指向同一个矛盾：“省管县”与现有“市管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摩擦与碰撞。

　　四是在《进一步促进昆明国际旅游发展的对策研究》(2010年)中，发现昆明国际旅游依存度落后于全省主要旅游热线城市，从2000年到2010年，昆明市旅游外汇收入占GDP的比重除2002年为最高点2.04%外，其余年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从2008年后逐年下降到1%以下，2010年仅为0.78%。

　　四是在《昆明加快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研究》(2011年)中，发现昆明物流业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总体来说比较落后。具体表现为：硬件设施条件不足，物流园区、场站规模较小，功能单一，尚未形成具有枢纽性质的物流园区;物流软件建设滞后，信息化程度不高，物流信息系统整合缓慢，供应链效应不明显;沿海港口、道路运输、一关三检、金融保险、物流企业、物流机构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的整合进展缓慢，物流产品基本上属于码头属地报关，海关与物流的合作仍需加强。

　　五是在《昆明通关便利化研究》(2011年)中发现，昆明市贸易运输便利化存在相当严重的阻碍，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外贸企业反映通关税费高于广西，部门协调有待形成机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查验过多、重复查验、重复收费、收费标准不统一的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信息共享和网络查验，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六是在《昆明的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研究》(2012年)中，发现昆明市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存在数量少、规模小、层次低，大部分农业园区未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园区部分农业园区在产业选择上相互雷同，其主导产业很难凸显不同区位园区的特色，缺乏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产品;部分农业园区经营品种多而杂，品牌意识不强，园区的核心功能无法体现;园区示范作用及辐射能力没有充分发挥。

　　七是在《推进昆明市金融综合改革研究》(2013年)，发现昆明市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水平较低，金融市场尚未发育完全，农村金融服务仍然相对滞后，金融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八是《昆明市建立完善农民财产权抵押贷款体系研究》(2014年)发现，昆明市开展农民财产权抵押贷款开始不久，尚未形成体系，资产评估体系建设滞后。评估费用偏高，风险处置难等。

　　

　　（四）主持县域发展研究

　　我对县域经济的研究，源于组织与主持的全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规划培训班，之后我又主持了镇康县、双江县、武定县、红河县、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广南县的发展规划研究，以及姚安县经济社会发展与重大项目予可行性报告研究。

　　为总结县域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我编撰了专著《县域发展战略学》，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出版。全书共12章，即县域发展战略学的概念，战略产生的根源，战略特征，战略理论基础，战略依据，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的预测，战略发展步骤，战略对策，战略评审、立法与监测评估，县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等。书末附有我执笔的《云南省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1990—2000年)》。中共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王天玺在为本书作的序言指出：“在构筑理论框架体系的同时，总结县域发展战略研究与制定的经验，筛选出简便可行的方法，作到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是本书的又一个显著特色。”

　　

　　（五）主持流域开发与治理研究

　　1990年4月，云南省人民政府下达，由我主持对金沙江干热河谷区域资源开发与治理进行了研究，结果形成了总论、资源评价、专题研究、区段与支流研究、治理与保护计5篇、35个报告。由我执笔的咨询报告提出：“金沙江干热河谷自然资源的‘聚宝盆’，是云南省经济乃至祖国西南经济的巨大优势”;建议采取“电水先行，治垦并举，内外联合，综合开发”的方针;贯彻“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合理布局，分布实施”的原则。专家组在评审意见中认为：“总的看，这一研究成果资料丰富，论证清晰，重点突出，对策可行，是一份既有一定学术水平，又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成果”。该成果由香港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1991年5月，云南省人民政府下达，由我主持对南盘江流域资源开发与治理进行研究。南盘江是珠江上游主源，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马雄山南麓，流域区是云南省内开发最早、经济社会最发达地区之一。由于长期不适当的开发，流域区既存在开发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着急待治理的问题。由我执笔的总体报告提出的指导思想为：“市场取向，加快开发;结构调整，优势更优;开道出境，当好‘二传’;抓紧治理，变害为利”。设计的项目包括优质高效的商品大农业、发达的第三产业和治理工程，各10大项。在对策建议中，提出了四大观念更新，即把各业均衡发展更新为优势产业倾斜发展，把消极的保护开发更新为‘有水快流’，把保名牌更新为创名牌，把执行国内标准更新为执行国际标准。该课题成果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1994年8月，我主持云南省人民政府下达《云南省地州市县加快经济发展研究》课题，并执笔咨询报告和总体报告，提出了“骨干产业带动式战略”、“营造工业发展热点”、“补上外延扩大再生产这一必走之路”等重大建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参阅资料》1995年第15期全文转发了由我起草的咨询报告。

　　

　　（六）总结山区民族经济开发模式

　　1983年，我对云南山区民族经济开发实践进行了总结，写出“云南少数民族山区经济开发的7种模式”，刊载于何耀华主编、学林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的《山区民族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一书。这7种模式：一是鲁奎山模式——国有大企业与地方联合开发当地矿藏资源，带动山区民族经济发展;二是元江模式——发展开发性农业;三是孟连模式——多形式的联营开发;四是元阳模式——以加工业为龙头，带动千家万户发展种养业;五是基诺山模式——科技开发;六是宣威模式——反弹琵琶，搞适应农业开发;七是富民模式——服务城市的郊区经济开发。

　　

　　（七）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扶贫研究

　　2002年，我在完成的“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扶贫的新思路”一文中，揭示出现有西部大开发安排中存在着明显问题：一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扶贫的直接牵拉作用并不明显;二是现代化的大型矿藏资源开发与扶贫并不沾边;三是规模宏大的生态建设工程的政策不完善加重了一些贫困者的负担;四是持续5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筹措的国债资金用于西部农村发展特别是扶贫的极少。这一报告先是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主持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后收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主持的《民本经济发展与西部大开发》成果中，还应世界银行学院和国务院扶贫办邀请，对其联合举办的全国贫困地区领导干部培训班宣讲。

　　（八）云南省推进城镇化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2013年，我申请并主持完成云南省省院合作重大研究项目《云南省推进城镇化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形成了一份综合报告、10份专题报告，5份调查报告，共3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于2014年10月23日专家组评审通过。云南科技出版社年月出版同名专著。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些别人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一是如补全了云南省城镇化率、二是首次计算了云南省农民进城的成本，得出云南省每转移一个农民工，公共成本的当期支出为56172.53元，个人成本若不考虑住房为12263.33元，两项合计68441.86元，三是发现进城农民工对在小城镇落户并不积极等，分析影响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不积极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有小城镇就业岗位少、农村土地使用问题担忧、教育质量薄弱、生活消费高等。四是通过随机问券，发现在昆明市打零工的农民工绝大部份没有享受到省委省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研究报告在分析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现实的基础上，侧重就碰到的难题进行了认真解刨，再次基础上提出的对策具有比较强的针对性。

　　这一研究边调研，边出成果，边提交对策建议，边宣传扩散。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主办《中国财政信息资料》、农民日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云南智库要报》2013年底15期、昆明经济等，先后刊载阶段性研究报告。其中，我撰写的《云南省城镇化面临的12大难题急需破解》，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2013年度云南诤言奖”;《完善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政策的建议》，获得“云南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八、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研究与行动

　　

　　(一)主持云南社会林业的调研

　　1992年，福特基金资助的“云南省社会林业调研”项目，前期是由袁德政、郑宝华、赵鸭桥三学者主持的，而且他们已经完成了10个县的田野调查。遗憾的是，袁德政先生不幸去世，郑宝华、赵鸭桥二学者出国留学。在这种情况下，由我和左停、宣宜组成研究组，接替研究，并最终由云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我在撰写的“云南社会林业学的探索(代序)”中，回顾了云南省内学者对政府林业、木材林业的反思，而提出了社会林业的若干思想，这与国际上社会林业理论观点是一致的，特别是散布于民间的爱护、保护森林的传统知识，更是宝贵，需要收集、挖掘与整理，并发扬光大。

　　(二)主持云南社会林业试点与研究项目

　　1993年，福特基金资助的“云南省社会林业”项目启动。我作为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自始至终参与了全过程。其中，我设计并试验实施了农户社会林业计划、对森林周边社区最贫困农户养殖业扶持的“母猪‘礼品’传递”(项目购买母猪并人工授精后，由一家贫困户先养，等下小猪后将母猪传给另一家贫困户，如此循环)等，为国际社会林业增添了新内容。而且，我还组织了项目区农民生态旅游、对最贫困户扶持、荒山拍卖等的调查，出版了相应的著作。

　　

　　（三）主持滇西北地区生物多样性选点调研

　　1995年，受亚洲开发银行和新西兰土地研究所的委托，我与许建初共同主持了“申请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中国滇西北地区生物多样性选点调研项目”，并亲自带领研究组赴老君山调研，撰写出“老君山生物多样性选点调研项目报告”。

　　

　　（四）主持云南省天然林保护与退耕还林工程社区调研

　　1999年，我作为第一组长，与许建初、齐康共同主持了福特基金资助的“云南省天然林保护与退耕还林工程社区调研项目”。我们选定7个地、州、市的19个县、26个村、10个森工企业，采用参与农村快速评估(PRA)、问卷、座谈会、实地考察等方法，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结果形成了46个报告。其中，我执笔的“关于完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建议”、“关于西部大开发中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工程的若干重要理论与政策建议”，提出了“把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划变成自下而上的农户计划|”、“退耕地先还草”、“尊重社区集体和贫困农户拥有的林地林木产权”、推广森林等资源的社区共管模式”等，引起了国家林业局的重视。作为项目计划的组成部分，我与许建初、齐康在昆明主持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了课题组报告，总字数达81万多字。中共云南省委主管主办的《云南通讯》派记者采访了我，采访记发表在《云南通讯》2001年第4期。我写的“用新机制鼓励农民参与生态环境建设”一文，《云南日报》2001年4月4日B3版、《光明日报理论版》2001年5月8日先后刊载。

　　

　　（五）主持鹤庆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调研

　　2001年，受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林草问题课题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肪院士任组长)的委托，我牵头对云南省鹤庆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试点情况，进行了调研，并起草总报告。

　　之后，我协助沈国肪院士在昆明召开了课题组扩大会议，并在会议上报告了我们的政策建议。国家林业局的有关司长出席会议听取汇报。

　　（六）主持“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YUEP）”

　　1999——2004年，我没有用政府和社科院一分钱，申请成功并主持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GEF)/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的行动研究项目《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市范项目(YUEP)》，为中国接受GEF援助的第一个中型项目。

　　项目成功试验出了多项具有国际意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设计并实验以村民为主体、县乡政府机关参与其中的社区共管森林、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模式，先后成立了两个乡一级流域共管委员会、48个村的村民共管小组，其中10个在民政局注册成为独立法人。这种民间组织是在现有村民自治组织外的一种创新;理论上总结出“贫困村民的民主意识特别强”的新观点，是对国内现有流行的“农民民主意识差”观点的纠正。借鉴安徽省社科院辛秋水教授的经验，在村民共管小组的选举中创新出组合竞选的方法(即候选小组长必需联络其他候选人组成候选人班子，参加竞选)，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建设的理论。二是试验村级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这一基金是由村民自己所有、自己管理、自己受益，被称为“村银行模式”，在世界上仅有南美洲才有，是全国首创。而且，在全国农村基金会被“一刀切”取缔后、人们对农村基金会“谈虎色变”背景下全国为数极少的试验之一。2004年10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内参《经济动态》第223期刊登根据我执笔的报告编辑成“贫困地区解决农户资金缺乏的一个探索”，报中央领导参阅。这一实验后被人民银行总行、国家银监会列入监测项目，特别是为2004、2005、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发展农村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提供了成功案例。三是试验由村民自己运作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共在48个村、为2211户农户、累计贷款168万多元;农户贷款成功率95%，还款率100%。其低成本运作的经验体现了推广的价值。根据这一实验总结出的“贫困农户不但有金融意识，而且很强”的观点，是对现有“贫困者愚昧、素质低”观点的纠正，这对于扶贫攻坚、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把农民作为主体，提供了理论基础;四是试验村民监测生物多样性。这是对现有工程技术人员单一监测的补充，也是全国首创。

　　2004年9月9日，我主持在北京召开了YUEP项目国际推介研讨会，与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机关的有关负责同志，北京地区著名的农村研究专家、环境专家，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组织的有关负责官员参加了会议，高度评价了YUEP项目。会后，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主办的红旗文稿、中央电视台12频道、上海电视台“经济观察”(长达29分钟)、工人日报、国家林业局主办的绿色中国理论版(连发表3篇)、新浪网、人民网、财政部支农网、中国金融网、中国政治学网、中国农村研究网、中国改革论坛网、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紫光阁”网等全国著名新闻媒体、理论刊物、门户网站，先后予以报道或发表课题组的调查报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七）主持并主编《云南灾害与抗灾防灾报告2005—2006》

　　云南是一个多灾害的省份，有“灾害年年有，无灾不成年”之说，抗灾防灾的任务极其繁重。我主持并主编《云南灾害与抗灾防灾报告2005—2006》，中国书籍出版业2006年3月版。本书主要对云南地震、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矿山事故、重大疫情、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等的现状，及灾害形成机理及抗灾放灾，进行了探讨。

　　（八）主持并主编《云南生态情势报告》

　　2005年，我与高正文、陈绍田联合主持并主编云南第一本生态情势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涉及到自然生态与保护、环境污染与治理、政府管理与群众参与、理论研讨与实践经验、重大政策出台与回顾、评述与综述等方面,对我省生态环境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九）国家公园研究

　　云南是中国大陆国家公园建设最早、建成最多的省份。我先后完成《云南省内国家公园存在的难题与解决对策》，《把云南省国家公园新瓶里的“旧酒”换成“新酒”——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创新研究》，刊载《云南林业经济研究智库建言献策》第7、8期。我的研究发现：云南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有待理顺，在省一级没有归口到政府综合部门负责;地方立法存在多处与国家精神不符之处;国家公园的产权模糊，涉及到大量的集体林地急需明晰;管理模式上真正实现政经分离尚需做不少工作;尚未引入第三方监测评估;建设资金筹措尚未实现多元化。

　　为此，我建议，认真进行国家公园试点建设的总结，积极而稳妥地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尽快探索国家公园内具体管理模式，明晰产权，保护划入国家公园的集体林所有者、承包者和经营者利益，等。报告报省委后，当时的省委书记李纪恒批示分管副省长“研酌”。

九、涉猎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一）高度评价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在《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爱思想网2011年1月4日)一文中认为，金融在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主要发挥着以下重要功能与作用：一是聚敛功能，有利于迅速筹措巨额建设资金;二是配置功能，有利于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命脉功能，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四是反映功能，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应对形势变化;五是调节功能，有利于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六是信用功能，有助于培养社会的法制观念和诚信氛围。

　　（二）受托进行交通银行发展研究

　　1991年，我应邀主持对交通银行昆明分行发展研究，并由我执笔先后提交“交通银行昆明分行拓展业务研究咨询报告”、“云南省扩展交通银行业务研究报告”、“交通银行昆明分行作为沿边改革试点银行研究”，提出了交通银行昆明分行应该向云南周边国家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扩展业务的建议。为时隔20多年后的2011年，中央批准云南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提前进行了论证。

　　

　　（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金融新体制构建研究》

　　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2007年立项资助(编号07XMZ025)《西部民族区域农村金融新体系构建研究——以云南省多民族区域为例》，经1年多的研究，形成了政策建议1份，总体报告1份、研究报告40份。这一研究免评审鉴定而验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9月北京版。

　　我的研究发现，一是阻碍农民增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农村金融供给奇缺;二是现有的农村金融改革没有满足甚至于排除了农户特别是贫困户的贷款权;三是农村金融信贷补贴剥夺了弱势群体信贷权利，破坏了农村金融市场发育;四是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策略排除了广大农民、地方政府试点农村金融模式的权力。

　　我的研究发现：一是农业银行已经成为不再为农民、农村小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二是农业开发银行要实现为农民服务还要走较长的路;三是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村金融主力军”实属不易;四是中国邮储银行将成为第二农村信用合作社阻力很大;

　　我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的评估：一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进展;二是东部热、西部冷的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三是央行试点的消额贷款公司处境尴尬;四是村镇银行有个职能定位的问题;五是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门槛太高。

　　我所构建的农村金融新体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合作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为主体，民间金融和外资金融为补充，资本充足、功能健全、产品众多、服务周到、运行安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2009年5月至6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验收情况报告中指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赵俊臣研究员主持完成的《中国农村金融新体系构建研究——以云南省多民族区域为例》，其阶段性成果《关于在云南省率先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建议》上报后，受到云南省政府领导同志批示;课题组于2001年开始试点的贫困村村民基金模式，被国务院扶贫办借鉴推广。”

　　

　　（四）西部地区金融支援东部地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在《西部贫困地区金融支援发达地区的现象分析》(载乐长虹、刘永佶主编，张志刚副主编《兴边富民——兴边富民行动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4月北京版)中发现，长期来，西部贫困地区上上下下都在为建设资金缺乏而发愁，至今招商引资仍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紧抓不懈的工作。然而，人们忽视了西部贫困地区金融一直在支援着发达地区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货币存款的两个逆向流动：一是西部贫困地区内的金融机构、邮政储蓄吸引的大量存款因贷不出去，而不得不将其拆借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上存”到各银行总行，各银行总行再存入央行，由央行再贷款给发达地区;二是西部贫困地区内的金融机构的另一部分存款，则流向了区内的大城市、重点工程。

　　我建议，下大力解决西部贫困地区的金融机构存款的这两个逆向流动，将区内的存款用于区内建设，是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遵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2007年1号文件关于“在贫困地区先行开展发育农村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的试点”的要求，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五）云南沿边境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研究

　　2000年，我参加云南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重大招标项目《云南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研究》，执笔完成6篇研究报告：云南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新机遇和挑战、云南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指导思想与目标、促进云南周边人民币区形成与发展的重大意义、促进云南周边人民币区形成与发展的若干措施、农村金融改革试验的总体框架内容、赋予农民充分而有保障的金融运作权等。

　　（六）把丽江纳西族“话丛”“改造”成农民资金互助社

　　“话丛”，是云南省西北部丽江地区纳西族语言的音译，意为亲戚朋友之间的聚会，实为民间金融互助。具体操作：约定亲朋好友若干个，每人每月拿出约定的数额，大部分交由(或抽签决定)其中一个人使用，少部分用于大家聚会的吃饭喝酒之用。这种互助的办法，与平原地区的“摇会”、“抬会”有些类似。

　　我觉得，只要把“话丛”加以“规范”，就可以“改造”成农民资金互助社。一是赋予“话丛”农民资金互助的职能;二是逐步加以规范，作为中国“多种所有制农村金融组织”中的一种。中国很大，各地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各类农户、农业企业的需求五花八门，农村金融的组织、机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等，理应“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