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人被微信上不断刷屏的虐童事件所震惊了。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人性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从上海携程亲子园教师喂孩子吃芥末，到广西合浦县幼师持棍殴打孩子，再到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猥亵、针扎幼儿，给幼儿喂食、注射不明药物，这些频繁涌现且花样百出的虐童事件，不断刺激着人们尤其是为人父母者本已有些紧绷的神经。除了愤懑和谴责，我们还有必要追问：这些人性扭曲者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培养了这些虐童者？

　　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于人性向来都是乐观的。孟子曾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说，人人皆有善良本性，它是与生俱来的，所谓“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按照他的论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而这恰恰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当那些人模人样的家伙在猥亵、虐待幼儿时，他们的“不忍人之心”到底何在？显然，那个与生俱来的善良之心，已然被蒙蔽、甚至被泯灭。毋庸置疑，虐童者就是孟子所说的衣冠禽兽!

　　儒家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是后天的染污让那个本来纯净、善良的人性逐渐变得污浊乃至被泯灭。正如孟子所说的，“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櫱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正因如此，儒家坚信人是教得好的。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代教育特别强调德性的培养，注重对人性的引导、矫正和修复。孟子尝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一句话道出了教育的本质所在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归复人性本来的面貌。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儒家的礼乐教化，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抑或佛教的找寻自性，其实质都是使一个人本来具足的善良本性得以归复，换言之，教育就是引导人们认识自己、寻找自己、回到自己。

　　在中国古代社会，幼教被认为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教育阶段，亦即所谓的“童蒙养正”。古代虽然有束脩之礼的说法，但教育者主要是出于教化人心的考量，而非以盈利为目的。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生活的节奏加快，以及二胎的全面放开，对幼儿园、托儿所的需求逐步增多，当年孔子无暇顾及的童蒙教学，如今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摇钱树。事实上，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幼教变成了一种产业，这带来了教育资本的疯狂扩张。“一月投资，次月回本”，“零投资，年赚百万”，类似的广告充斥着幼儿园加盟行业，学前教育已经变成了一种彻头彻尾的“商品”。以这个所谓的“红黄蓝教育”为例，相关资料显示，这家已经独立上市的以幼儿园运营为主业的学前教育公司采用的是“直营+加盟”的商业模式，其直营幼儿园每年新增10-15家，加盟幼儿园每年新增40-50 家;亲子园以加盟模式为主，每年新增100-200家。仅以2016年的17900人、学费7320万美元粗略计算，当期在每个学生身上的平均收入为4089美元，约合人民币2.7万元。由于幼儿教育的效果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这就导致了其办学质量良莠不齐，从教人员鱼龙混杂。当幼教事业变成了一部分人牟利的工具，虐童事件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不止于幼教如此。在全社会追逐功利的背景下，原本丰富复杂的“育人”过程已逐渐沦落为一种技能教育，教育正丧失其本应具有的灵魂。相比于儒家的礼乐教化，现代教育以灌输知识、培养技能为主，而忽略了对人性的引导和找寻。毋庸避讳，那些人性已然扭曲的虐童者，正是在这种教育背景中被培养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人性之殇的作恶者，也是教育之失的受害者。我们知道，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代教育极为重视德性的培养，根据《论语•雍也》的记载，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有颜回者好学”。孔子进而解释说，因为颜回能够做到“不迁怒，不贰过”。值得注意的是，鲁哀公问的是谁最好学，孔子回答的内容却是道德修养程度。显然，在孔子看来，读书就是要变化气质，完善人格，恢复那个本来就有的善性，进而改善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儒家成人之道。儒家认为，只有能够做到“不迁怒，不贰过”的学生才称得上真正的“好学”，只有“求其放心”才是读书做学问的最终目的，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教育的缺失所在。

　　实际上，近年来虐童事件可谓是频繁出现，每一次曝光后，舆情总是表现得波涛汹涌，当事教师被处以从检查、停职反省到开除等惩罚，幼儿园、学校或教育机构赔偿、道歉以至于被取缔，事情便告一段落，人们也开始逐渐淡忘，重新回归平静的生活。在这虐童之后的众声喧哗当中，我们除了呼吁加强相关监管制度和惩治力度，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人性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了。在我看来，这些年来虐童事件的频繁发生实际上是对人性与教育的双重拷问，它在不断提醒我们：教育的目的不是牟取利益，而是教化人心；教育的重心不是培养技能，而是归复人性！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道德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