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24日，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邀请，知名宗教学者侯冲教授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作专题讲座。期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从治学历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多个角度采访了侯冲教授。侯冲教授为人谦和，治学严谨，学术成果丰硕，在宗教研究方面尤其云南佛教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宗教学后生晚辈治学的榜样。现将访谈资料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采访现场图 念鹏帆/摄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侯老师，您好!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宗教学研究之路?

　　侯冲：1984年7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的是宗教学专业。这个专业是1981年开始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办的专业。合作方式是哲学系出学生，世宗所出老师。我们是第三届，招了10名。专业导师是乐峰老师，他负责课程的安排，老师的聘请等各种事宜。我们这一届的基础课由北大的老师上，专业课由社科院的老师上。大学毕业时，按照国家政策，我从哪里来，就要分回哪里去。最后由当时的云南省教育厅学生分配处分配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进宗教研究所，开始了宗教学的专业研究之路。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谈谈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

　　侯冲：我是2005年考到上海师范大学跟随方广锠先生念的博士。方先生曾任中国社科院宗教所佛教研究室主任，对中国佛教研究的下一个突破点等问题作过思考。他认为，信仰层面的佛教(最初称为“信仰性佛教”，现在用这个提法)的研究将会成为中国佛教下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这方面的突破，尤其是仪轨佛教的研究，将为我国宋元明清佛教的研究，带来全新的境界。此前我在云南搜集整理的阿吒力教经典，都是研究仪轨佛教的重要资料。他招我到门下，就是要给我创造一个平台，给我提供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帮助我冲击信仰层面佛教研究这一中国佛教研究的制高点。

　　对于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先生让我自己决定，是接着以前的研究继续往下做，还是从头开始做起。我的决定是从头开始做。因为如果源头不清楚，其支流也很难说清楚。

　　在查阅资料，寻找入手点或切入点的过程中，我的博士论文先后用了三个拟题。

　　最早的拟题是“中国科仪佛教研究”。打算将佛教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实践中的宗教进行研究，以科仪构建为切入点对佛教作全方位考察，在印度佛教本土化进程中关注僧俗互动，从实践层面对佛教及其功能进行全面观照，在实践层面上考察儒、释、道三教关系。但这样做显然看不到切入点，论文将比较散。

　　其次是基于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提到的“斋集”二字，拟名“中国佛教斋集研究”。2008年5月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中国地方社会仪式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仍然使用这个名称。但“斋集”这个词在古代佛教典籍中使用频率较低，现在亦很少使用。如果用它作为论文题目，需要花不少笔墨来解释，就很难把问题说明清楚。只有使用一个大家一看就明白的名词，才有成功的可能。

　　其三为“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由于参与讨论敦煌遗书中“受斋”抑或是“受座”这个词，在通过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理解“受斋”一词时，我发现此前接触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和敦煌遗书时，所涉及到的各个层面，在斋供(或称“斋僧”、“设斋”、“设供”、“供僧”、“受斋”、“受供”、“赴请”、“应供”、“应赴”等)即僧人为满足施主愿望而举行的宗教仪式中，都能找到。换句话说，斋供是可以用来解读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和敦煌遗书的平台，是理解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和敦煌遗书，解读包括云南阿吒力教经典、敦煌遗书中佛教仪式文本的一个最佳切入点，是此前一直寻找的可以把古代佛教以及现代佛教各种资料都贯穿在一起的切入点。

　　确定第三个名字为论文题目后，2009年3月，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并在2009年5月13日通过答辩。可以说，正是基于方先生招我到门下并给我提供的这个研究平台，我找到了解读和讨论诸多佛教仪式文本的平台。除可以用来讨论道安僧尼轨范中相关部分、佛教唱导、水陆法会等佛教仪式外，此前被单独研究的变文(包括讲经文、押座文、因缘文等)、唱导文、斋戒文、斋文、愿文、庄严文、佛教科仪、民间宗教宝卷等，都可以放在这个平台上展开讨论。受佛教影响编撰或与佛教仪式文本同类型的道教科仪文本，亦可以置于这个平台上展开研究。我从2009年到现在，所完成的二十余篇论文，基本上都在听取大家的批评，都在细化、完善斋供仪式研究，在向方先生指引的方向迈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这次来社科院作讲座的题目是“从零开始——云南佛教研究漫谈”，我们想听听侯老师对“从零开始”的理解?

　　侯冲：这次讲座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谈云南佛教的研究。云南佛教研究属于学术研究的范围，要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谈如何研究云南佛教，就是谈如何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来研究云南佛教。

　　为什么讲“从零开始”这个题目?有两个理由。

　　首先是我对云南佛教的学习和研究是从零开始的。大学没有学宗教学之前，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学习是从零开始。1988年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领导安排研究云南佛教，因为高中及之前的读书均以高考为目的，大学所学并不涉及云南，我对云南的情况一无所知，因此我的研究工作也是从零开始。

　　其次是学术研究要求从零开始。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在谈如何写书评时，将文章分作写自己和写他人两类。写自己，是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端出来。跟在了解学术史的基础上从方法论上来写他人的书评不同。用这个分类来评判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就是看他是写自己的东西，还是重复别人的东西。写自己要有自己的研究，就不能有陈见，有先入为主的东西，而是要从零开始，从零专业、零资料、零积累开始，广采博收，厚积薄发，才能真正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如何“从零开始”?我准备讲三个方面。

　　第一是“专业”“资料”和“积累”的结合。专业是在某一领域具有别人不知道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在该领域是常识。像我们当年上《宗教学原理》课之前，连吕大吉是谁都不知道。对于这些常识的了解，是从零开始。“资料”从零开始，是要了解相关学术史，知道哪些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哪些成果，他们的观点是什么样的，证据是什么，等等。搜集资料时，要会查目录，发现新资料，还要编制目录，自己对新资料进行整理分类。类别清楚了，有时研究结论也就有了。目录是做学问的门径。另外，“积累”也是从零开始。没有积累就没有基础，没有建设。在没有打过根基的沙滩上，建不好高楼大厦。以前有人主张的弯道超车、跳跃式发展等等，是不可取的。我认为甚至是恶的。字得一个一个认，书得一本一本读。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对于个人来说，积累的最好办法就是与昨天的自己比较，每天都超越自己。专业、资料和积累三者，缺一不可。

　　第二是“认字”“明义”和“知理”。没有人天生就懂。从事学术研究，首先要识字(外语和汉字)。从认字开始，从读懂一句话、读懂一本书开始。我之前的研究经验，认字是创新的基础。如《护国司南抄》以前有人将“义学”释读为“密学”“密宗”，我辨识出是“义学”后，研究的结论就与之前完全不同。又如，因为要辨析是“受座”还是“受斋”二词的具体所指，我通过检索“受斋”一词相关资料，找到了我博士论文的切入点。还有，通过辨析“咒愿”的不同称名，我们知道不同的概念有时表述的是同一个意思，从而既对斋供仪式的“斋意”有了清楚的了解，又找到了将之前被分别讨论的文本放在一起作综合讨论的依据。

　　“明义”是明文义，知道文本的具体内容。我们习惯读的，是前人校对、标点整理过的文本。对于那些前人没有录文的资料，你不作录文整理，就不能清楚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即不明文义。不明文义，就没有自己的研究基础。我之前在搜集大理写经、敦煌遗书、佛教科仪、方志、碑铭等资料时，都是在抄录、整理后，才清楚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的。像《护国司南抄》那样由行草书写的资料，由于没有相关基础，最初很多字都不认识，录文时，只能照着描。我先后描了三次，最后才基本识读出来并作了整理，才知道它的具体内容。如果没有对这些资料文义的了解，很难根据它们特有的内容，将它们串起来作综合的研究。

　　“知理”是要知道一些基本道理。之前有学者常说“读书有间”，就是要在读书时，读出字面背后的意思。有的基本道理，单从字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但如果对字面背后的意思有了解了，不少史料的价值就清楚了。我举几个例子。首先是对“夷夏之辨”的认识。华夏文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一贯重视“夷夏之辨”。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夷夏之辨”在云南历史上有较为清晰的表现。即使在几十年前，云南人到内地，很多人都有可能被视为“蛮”“夷”的经验。这就是夷夏之辨的表现之一。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缺少这种经验，就很难对古代史料的史料价值有准确的把握。还有“身份认同”，在云南就是民族意识。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中，记载“僰人”在云南的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等平坝地区都有分布。李京所记的“僰人”，相当于白族。但现在人口普查统计，85%的白族聚居在大理地区。现在来看，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地方受汉文化影响，很多人都认同自己是汉人了，只有大理地区因为受明初成书的《白古通记》的影响，仍然认同自己的白族身份，所以现在白族就主要分布在大理地区。最后是《论傣族诗歌》这本书。据称是相当于明代后期由僧人撰写的作品，但其中叙述的事情，如父亲不仅让已经是比丘的儿子去挖地，还用烟锅头敲他的头，很显然只可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才会出现，所以这本书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编撰出来的。如果不能知时知事，知人明理，在理解史料时，就可能尽信书，沿袭陈说，甚至使用伪书。

　　第三是“清史源”，就是弄清史料源流。史源学是著名史学家陈垣的发明创造。史源学的基本含义，是通过考察前人著述中所用史料的来源出处，从而判断其根据是否正确，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结论是否客观，从而对这部著作的史料和使用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具体的要求是，“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史源不清，浊流靡已”。史源学的原则是“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学习史源学，是要达到“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的目的。在我既有的研究中，我主要依靠史源学的方法，对云南地方史料的源流作了梳理，从而对云南阿吒力教的研究有了跟前人不同的地方。譬如此前很多学者都没有注意到，“阿吒力(阿叱力)”一词，最早在明初才出现。使用明清史料讨论南诏大理时期的历史，应持审慎态度。史源学对史料的寻究，也是从零开始的。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云南宗教学研究有哪些优势和特点?

　　侯冲：这个问题中的“云南宗教学研究”，我的理解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研究主体，就是研究人员。二是研究资源。我主要谈第二层意思。至于研究特点我认为就是研究优势，就是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之处，所以优势和特点可以合而为一。我用“全”“多”“古”三个字来概括云南宗教学研究的优势。

　　“全”是指云南宗教比较全，几乎包括了各种具体的宗教，像原始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民间宗教等。这些宗教形态在云南都有，所以就显得比较全。具体到佛教来讲，佛教的三大部派在云南历史上都有传播和发展，这在中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多”是指云南宗教种类多样。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里是最多的。每个民族自古以来都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云南民族种类多，民族色彩浓厚，宗教形态自然就丰富多彩，宗教表现形式也就多种多样。

　　“古”是指云南宗教保存相对较古。在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在中原地区比较大，但是在周边地区尤其是云贵地区社会变迁进度比较慢，早期传入云南的宗教形态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拿佛教来讲，现存的“大理写经”可以跟“敦煌遗书”联系起来研究唐代的宗教。现在在大理地区流传较广的阿吒力教，就是明初朱元璋将佛教三分为“禅”“讲”“教”后在全国各地都有传播的“教”的遗存。在目前所知相关资料中，云南保存的相对完整、系统。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藏经。宋元时期内地刻的藏经，大部分都传到云南，而且大都有存本。像元官藏，历代文献并无记载，它是童玮和方广锠等先生根据保存在云南省图书馆的30几册零本研究出来的大藏经。现在知道的，元代昆明的觉照寺、圆通寺、普照寺、灵照寺、报恩寺、筇竹寺、大悲寺，大理的弘圣寺、金相寺、法藏寺等，都曾请过藏经。其中原来圆通寺得元帝所赐的大藏经，是目前所知世界上现存唯一成规模的元刷《碛砂藏》。除零本外，其他像陕西、山西、美国普林斯顿等图书馆所藏《碛砂藏》，都是明初才刷印的。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一下云南宗教学的研究现状?

　　侯冲：我个人的认识，是三个“越来越”。第一个是专职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回顾历史，云南宗教学研究起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云南民族学院民族学所设立的昆明工作站。之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宗教研究所，人员编制10人左右，算是专门的宗教研究机构。后来云大、云师大、政府部门相继成立宗教研究机构，有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专门从事宗教研究。

　　第二个是学历层次、职称越来越高。很早之前大部分都是本科，后来才有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现在从事宗教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大多有博士学历。过去云南省的宗教研究人员正高级职称较少，现在已经有20位左右。

　　第三个是学术成果越来越丰硕。当中有比较有名的学者，像张桥贵、郭武、萧霁虹等知名宗教学学者的成果，顶级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和高层次的论文也是越来越多。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推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侯冲：从宗教学学科建设来讲，现在教育部对宗教学学科的设置存在一定的偏误，这个偏误就是把宗教学放在哲学一级学科下。如果说宗教学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我个人认为最好就是把宗教学设置为一级学科，让它更专业。宗教学其实跟哲学不一样，我当时在北大哲学系学的是宗教学专业，不单在校时学的跟学哲学的不同，毕业工作后更能看出宗教研究跟哲学研究的区别。学科不同，这个区别自然就比较大。

　　就云南宗教学学科的建设来看，涉及到“请进来”与“走出去”的问题。在云南传播的宗教其实是从外边传进来的，而非云南本地发展形成的。既然宗教是外面传进来的，就需要知道外面的宗教是什么样的。把外边的宗教与本省的宗教作一个比较就知道他的特点在哪里。因此，云南宗教学研究既需要学习宗教学的一般知识，还需要多与国内外、省内外同行沟通交流、相互学习。

　　还有一个想法是，现在云南宗教研究的人员过于分散，如果能有一个机构来整合力量，将云南研究宗教的人员纳入到一个研究组织里来，云南宗教学科的建设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侯冲教授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作专题讲座 念鹏帆/摄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对目前正在进行宗教学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年轻人，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侯冲：宗教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学习。我曾对在上海师大带的学生也说过。第一、做研究如果说要有一个起点的话，首先要从认字开始。如果你看的资料连字都不认识，很难相信你读懂了。第二、书要一本一本读，不能急。在读书的时候要把看的资料落到实处，不要看了以后跟走马灯一样，过了就没了。要读好每一本书。第三、做科研需要长期的坚持。形象一点说，长城不是一天修成的。要有一个长期的学术积累。按照这样的路子，从认字开始，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地读，持之以恒，一步一步来，实实在在地做，通过长期积累，总会有所收获有所建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即将迎来建院40周年，您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发展有何期待?

　　侯冲：1988年至2009年，我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过，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怀有深厚的感情。首先，我希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能涌现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杰出的科研人才;其次，希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能够发挥地理优势，出更多有特色的、标志性的、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我衷心祝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明天越来越好。

　　侯冲简介

　　侯冲，男，汉族，1966年2月生，云南澄江人。198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毕业。曾就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宗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文大藏经未收宋元明清佛教仪式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汉传佛教仪式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有《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2002、2011)、《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2006)、《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2008)、《汉传佛教、宗教仪式与经典文献之研究》(2016)、《“白密”何在——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研究》(2017)、《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2018)等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