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我院贺圣达研究员就个人学术历程接受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的采访。贺圣达研究员长期从事东南亚研究，完成多项国家级、省级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研究成果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二等奖等奖项。1990年以来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有突出贡献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称号、国家人事部颁“有突出贡献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和国务院特殊津贴，被《维基百科·历史学家》列为亚洲史华人历史学家。贺圣达研究员不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而且平易近人、谦和诚恳，其学术品格、学术能力、学术贡献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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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现场图片 念鹏帆/摄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贺老师，您好！您能简要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吗？

　　贺圣达：我1948年生于上海，1969年来云南插队落户，1971年临沧地区举办新闻班，我留在宣传部工作。1977年参加高考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三年级的时候，云南历史研究所邹启宇副所长到云南大学上东南亚史课，我开始接触到东南亚方面的知识;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云南大学有个很新很好的举措，把我们几个学生安排到外地的大学里完成相关课程，我被安排到中山大学东南亚所进行学习，并且在那儿完成了毕业论文;1982年1月毕业后，我分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工作;1984年担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助理，后来又担任缅甸研究所主任;1986-1987年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亚非学院)进修;1988年任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1994年担任东南亚研究所所长;1995年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东南亚研究所所长。1995年前我主要从事缅甸研究，兼泰国研究;此后我逐渐从扩展到东南亚及其与中国关系研究，一直到现在。

　　从上海到云南，我在人生的路上已经走了将近70个年头，学习和研究东南亚问题也有近40年。回顾走过的道路，有时也不免感慨：人生本来赤条条无牵挂，大概是无所谓方向和目标的;所谓方向和目标、专业或者学术事业，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求索的道路上逐渐明了、逐渐结缘的，其中交织着外部世界无常的变化(从我略有记忆的岁月起，就在中国而言，就有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世界的变化同样极大)，尤其是社会、学校、家庭的影响与个人的兴趣与性情、选择与努力的互动。感到理想的和幸运的，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能顺乎时代潮流，合乎社会和学术需要又适应我个人兴趣与性情的道路，用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做了近40年的东南亚研究，也可以说是不无一点成就。尽管如此，我的东南亚研究毕竟是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较为特殊的经历中做的，实在不过是老一辈的东南亚学者和当代中青年东南亚学者之间的“中间物”，加之限于自己的学力、精力，成就不能不非常有限。东南亚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我对东南亚历史、文化和现状都不无兴趣，学习和研究涉及诸多方面，可以说是“泛舟南洋”式的学习和研究。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早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贺圣达：我从1948年出生到1968年，一直生活在上海，根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来云南，并且与东南亚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青少年时期读中小学，兴趣在文学、历史。每当开学第一天领到新的课本，对语文、历史、地理课本，似乎情有所钟，总是先睹为快，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家父是工人，家境并不富余，也没有多少钱可以买书，放学以后在旧书店看书、报亭看报是经常的事。我的哥哥和姐姐在1960年前后先后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当时的上海师范学院)，一个在历史系，一个在中文系。他们带回家里的讲义或者买的书，是我初高中时最好的课外读物，尽管古典文学中有些篇章还似懂非懂。古代诗文中，我比较喜读的是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陶渊明的诗文和唐诗宋词(尤其是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大概会走上与哥哥姐姐相同的路。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的也是同时代许多人的人生轨迹。一开始我也加入了红卫兵，也许是由于不喜热闹、不好交往的性格使然，几个月后就不再参加什么活动了。此后两年间的活动，对此后的人生之路的影响而言，大致有三。一是读书已经成为我的喜好。在当时环境下可看的书不是很多，花了一些时间自学英语，读物中印象深刻的有范文澜的《中国历史简编》等，英文版的有《共产党宣言》(当然是对照着中文版的)、民国时期出版的《莎氏乐府本事》(中英文对照);二是借着当时提倡的学生串联包括步行串联，1966年底到1967年初，先后到过嘉兴、杭州、南昌、长沙、成都、北京等城市，实际上是“串而不联”，参观、拜访了不少久已想往的名胜古迹，大开眼界，也开始实实在在感受中国的河山和人文历史;三是看了不少当时内部供评判用的电影(在读书时很少看过几部电影)，内心深处大为欣赏，其中《阿诗玛》《五朵金花》使我对美好的云南留下了深刻的也是美好的印象。1969年当上海贯彻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我们1968届高中学生一定要离开上海到外地农村去时，在可以选择的六个省、自治区(云南、贵州、江西、安徽、内蒙古、黑龙江)中，我选择来云南，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的知青生活是怎么度过的？

　　贺圣达：1969年3月,我从上海带着一箱子书来到云南临沧一个半山区农村插队落户，白天出工，晚上或者白天不想出工时看看书，过了两年半的山乡农村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现代“陶渊明式”的生活。读的无非是文史类的著作、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等，也坚持外语学习。当时也写了一些古体诗，记得有一句是“山路崎岖行已惯”。好在插队落户的山乡离临沧县城不过10多公里，每个月总要进城一两次。在找到了临沧地区图书馆后，那儿是每次进城都必去的。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幸运的是，当时图书馆的一位中年女管理员朱大婶非常理解我的读书需求，确实把我看成了一个读书人。尽管当时图书馆还没有公开对外开放，却例外允许我每次都可以借几部文史类的书上山。这使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环境中，不仅读书生活一直持续，读书范围还能够有所扩大。《资本论》就是在这一时期才读的。当然，《资本论》当时并没有完全读懂。马克思的一句话，倒是我过目不忘的，这就是“一切节约，归根结底是时间的节约”。在生活中，时间的节约(以用于自由支配)，同样是何等的重要!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缅甸研究之路？

　　贺圣达：在我从上海来云南时带的很多书中，其中有一本是作家艾芜的《南行记》。书中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滇缅边境底层民众的生活，也展现了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的风情风光以及他在缅甸的经历和感受。这是我第一次了解缅甸这个国家。

　　1971年9-11月，我参加了当时临沧地委宣传部举办的一个新闻报道学习班后，进入地委宣传部，先后在报道组和理论处工作，在此后的六年中得以走遍临沧地区的八个县，其中三个县(沧源、耿马、镇康)都与缅甸接壤。我经常有机会到边境地区采访，到过沧源县当时被称为“阿瓦大寨”。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一个人去中缅边境采访，到了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后才归还中国的版洪(历史上曾经被称为“野卡”地区，据说这里的娃在一直到1950年代还保留着砍头祭谷魂习俗)的一个村寨，在阿瓦山上的佤族人家住了一晚，那段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1975年，我在孟定傣族聚居的村寨当过半年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员，期间到过缅甸边境当时缅共控制的贸易口岸，了解到一些中缅边境地区缅甸一侧的一些情况。虽然还没有走进缅甸，不过我多少了解到一些缅甸尤其是缅甸边境的情况，这也是我最早对缅甸的体验。

　　读大学的时候，在邹启宇老师的引导下，我确定了以东南亚研究作为今后的研究大方向，首先从缅甸切入，以缅甸史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在大学4年级确定了以缅甸现代史上著名的我缅人协会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翻译了缅甸历史学家貌丁昂的英文版《缅甸史》。这些经历使我对缅甸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说，上述经历让我走上缅甸研究之路。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的履历中有担任行政职务的经历，您是如何处理行政工作与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

　　贺圣达：我从英国回到昆明后不久，在1988年被任命为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接着又担任了东南亚所所长(1994-1998)和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1995-2009)。前十余年的缅甸、泰国研究应该说不无成就，除了出版了《英缅战争》(商务印书馆)、和《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还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1篇，有3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但是，也深感由于不谙缅甸语和泰语，在缅甸、泰国研究方面一时难以向更深层次挖掘、取得更上一层楼的成果。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新发展、云南省逐渐把面向东南亚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的现实的学术需求以及我在东南亚研究所和社科院担任了一些职务，都使得我不能不从东研究所和社科院的角度，思考思考拓展东南亚研究的范围，推进东南亚研究。

　　在这一时期，由于担任了研究部门的领导职务，如何处理领导职务与个人研究工作的关系，一直是我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学者，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坚守和适应的问题。所谓坚守，就是坚守学术阵地，坚持学术立场。可以说，这一时期，我一直在东南亚研究领域，继续在自己开辟的学术园地耕耘，研究工作也坚持了学术立场。所谓适应，无非是在其位谋其事，在其位谋其政，做好职责之内的工作，引领本院本所的东南亚研究适应时代的要求，适应研究东南亚、服务于中国、云南省面向东南亚开放，在学术研究上更好地服务于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实际需要。也可以说，在东南亚研究中，我在重视基础性研究、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同时，更加重视东南亚的现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因此，1990年代中期以后，东南亚的现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在我东南亚研究中的分量大为加重，我先后出版了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的《走向21世纪的东南亚与中国》(第一作者，1997)、《世纪之交的东南亚与中国》(第一作者，1998)、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世界列国志》之一的《缅甸》(贺圣达、李晨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009)、云南省与天津南开大学合作项目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云南对外开放》(第一作者，2004)。同时，这一时期我还完成和发表了数十篇探讨当代东南亚及其与中国关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及云南对外开放方面的论文、研究报告。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2005年以后，您在东南亚研究方面，取得哪些研究成果？

　　贺圣达：2005年以后，我的研究继续以东南亚总体研究为主，深化对东南亚文化史的研究，辅以缅甸研究。2009年我从社科院行政岗位退下，担任了几年云南省政府参事(2009-2014)，周边国家的现状与云南对外开放是我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一时期的东南亚研究中，我更加注重东南亚文化研究。继完成并出版《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之后，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东南亚伊斯兰教与政治发展》完成(评审等级为优秀)并于2008年出版(第一作者)。2010年又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批准号：B080003)《周边GMS国家形势的新发展对中国西南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鉴定等级：优秀)。由于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此项成果没有公开出版。

　　我2007年开始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东南亚重大历史问题研究》经过数年努力，于2013年完成并通过评审(鉴定等级：优秀)。国家社科规划办2014年4月来函，建议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我也深表感谢。但是，长期以来，我与云南人民出版社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我的几本较为重要的著作、译著，如《东南亚文化发展史》《剑桥东南亚史》都是在该社出版的。在此项成果完成而尚未通过鉴定时，云南人民出版社就表示了高度的关注和信任，与我草签了出版协议，并表示作为精品学术成果出版。因此，我考虑再三，还是将书稿交付了云南人民出版社。《东南亚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的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上下册，100万字)在2015年正式出版。对于此书的构架、性质和特点，我在导论、前言和后记中作了说明。

　　2015年出版和重版的我的著作还有：重版的《缅甸史》、论文集《贺圣达学术文选-东南亚研究论文集》。这两部著作都作为《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另有一部《东南亚及其与中国关系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收录了我近年发表的20来篇论文。这两部论文集和已经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泛舟南洋》实际上是我过去多年论文和一些著作的前言后记的结集。

　　近几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张玉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研究，承担《东南亚文化史》(古代部分)。虽然在这个课题上我已经做了一些研究。但是，东南亚文化史也是“说不尽”的，还有新的资料需要挖掘，新的问题和没有解答的问题需要继续探讨，新的观点可以提出。总而言之，还可以“有话要说”。当然，东南亚包括缅甸的现状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仍然是我所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