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启宇

　　1980年的秋天，我去昆明弥勒寺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开介绍信,事情办完，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熊在俊同志告诉我，“现在成立了省社科院，王甸同志兼院长，副院长是饶华同志，以后你们的工作归社科院管。你来了，就去见见饶华同志吧，他在解放初期当过文山地委书记呢。”他请一位同志带我去饶华同志的办公室。饶华同志很热情、很客气。我自报姓名、单位之后，他又问了我所在的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的一些情况。他说，现在云南省社科院就只有你们一个所，工作主要靠你们做。社科院本身，一切从零开始呢。随后，饶华同志带我去到宣传部楼房背后，那里新搭建了几间棚子，有四五个人在低头工作。饶华同志向他们介绍了我，并告诉我，这里就是我们的社科院。

　　大约于1981年春夏，历史研究所被一分为三：一个仍然叫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一个是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还有一个就是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所由1938年到延安的老干部陈自强同志任副所长(主持工作)。我和陈吕范同志分别担任副所长。同时，省计委的经济研究所也划到省社科院，由张怀渝所长带来一支新队伍。省文联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也划归省社科院，所长是李瓒绪同志。这样，云南省社科院就下辖了五个研究所，分别在昆明市东面、北面的三处地方。长期领导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的侯方岳同志，那时还兼任着云南大学的副校长。

　　1982年2月，饶华同志找我谈话。他说，“经省委宣传部批准，决定你担任社科院代理秘书长，今天就发文，你现任的副所长不免，科研工作照做，但是你尽快来这里工作。当然，暂时只能在后面棚子里安一张桌子。”我感到很突然，既没有表态赞成，也没有表态反对，听完站起来就说，那我就回去了。骑上自行车，我一直在考虑：去不去做这个代理秘书长?秘书长是个“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的活儿，要找一点时间看看书都非常困难。如果去做，那完全是行政工作，我那些研究课题还能有时间搞?我的两个研究生怎么带?从此就改行转业了?不去做，就必须有个能够说服上级组织的充分理由。我还没有完全想好。第二天上午，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王明义同志来电话。他讲得很客气、很委婉，还说我完全可以继续做科研，搞教学。但是他强调，作为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组织上定了的事，必须积极承担起来，努力做好。

　　我服从组织决定，还是去了宣传部后面的那个大棚子。那时是骑着自行车两边跑，一边三天。在云南大学北院的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是我的老基地，有许多事情要做。骑车去弥勒寺，那里有我的新任务。不料我跑了35天，饶华同志病了，住进了延安医院。这样一来，我这个“代理秘书长”就成了省社科院职务最高的干部。参加会议、传达精神、交代任务、汇报工作都要我去;院里的各项工作需要我处理。五个研究所报来的事情需要及时研究答复。一天办完之后，我还得赶紧骑车从昆明城西边的弥勒寺直奔东边的延安医院向饶华同志一一汇报，请他决定，并且请示下一步的工作。

　　我觉得这样不行，总得要有个机构，通过组织来有秩序地推动工作。于是向饶华同志建议，把吴礽藩、尤力、崔明、何锡科、施之厚、刘尚铎等院里的九位处级干部和我一起，组成一个办公会。每周开会一次，大事讨论后请示饶华同志;院里的日常工作经过讨论后，分工办理。饶华同志同意成立办公会。有了这个未经发文建立的办公会，我就不必大事小事统统向饶华同志汇报，不必事事请他拍板，延安医院我也不必天天跑。院里的大多数事情可以得到及时处理。

　　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加，看来没有房子不行。怎么办呢?新建吧，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建成，那么远的水怎么能救近火?办公会上有人提到相距两三百米的省总工会有空房子。于是，我就去拜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侯良辅同志。侯良辅同志很平易近人，处事干脆果断。他听完我的话以后，哈哈大笑：“你这个小家伙会侦察呢，你怎么知道工会大楼有空房子?好，既然这样，把三楼借给你们，三年之内你们把房子盖起来，就还回来”。那时我已经45岁，侯良辅同志还把我当成小青年，不对。但是，房子借到了，也就不去辩白了。

　　云南省社科院就暂时坐落在云南省总工会的院子里。吴礽藩同志作为办公室主任，把借来的房子安排得井井有条。各个处的办公室，会议室，财务室，收发室都有了。不久，又分配到了两辆小汽车。不过资料室没有，一时也搞不起来，就决定依靠研究所。院里这个作为临时工作机构的办公会，讨论过研究机构的初步发展，酝酿过成立哲学所、宗教所。这些大事，准备待领导班子健全以后再提出来。房子是借来的，总得要及早打算建自己的。办公会讨论之后，请施之厚同志负责基建组，及时筹划。院办公室和基建组多方奔走，社科院盖房子的事，总算提上了省计委、财政厅的日程。用地问题，经昆明市大力支持，我们在气象路南端划得了十六亩四分三的地皮(其中有两亩多是预留给待建的二环路的)。八十年代省社科院建办公楼，建宿舍，用的就是这块地皮。

　　我这个兼任的代理秘书长做了差不多一年，大致在1983年1月，王甸同志找我去谈话，他说，“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精神，省委决定我和杜玉亭同志任副院长，饶华同志离休。今后社科院的重要人事变动，外事活动，你们报告我。其他工作，你们去办”。我们办日常工作，也把科研规划和健全机构的事提上了日程，并且很快定下来要建立哲学所和宗教所。王甸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经过报批，新增了这两个所，并决定韩敬同志任哲学所所长，颜思久同志任宗教所所长。4月，省委常务书记李启明同志(省委第一书记是安平生同志)找我谈话，问了我的工作情况。他说，“你不是搞东南亚研究的吗?省委考虑你去做联络工作，你要有思想准备”。谈话很简短，但是我听不明白。东南亚地区研究和联络工作怎么挂上钩?又要调动我的工作吗?接着，中国社科院通知5月在长沙召开国际问题和世界历史研究的会议，进一步讨论规划，确定各个领域和重大课题的学术带头人。云南省社科院由我和宁超同志参加。会议期间，一天我们正在吃晚饭，湖南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来餐厅找我们。他说，云南省委办公厅来电话，要你马上回昆明。同时，他递给我火车票，“今晚的，请看好时间，现在马上准备走。”我立即收拾行李，同时请留下来继续开会的宁超同志发个电报给院办公室。那时候长沙和昆明之间，还没有直达的飞机。乘坐北京到昆明的直通快车，就是最迅速的交通方式了。我睡在卧铺的上铺，一直在想，会议中途叫我赶回昆明，有什么紧急的事?中国社科院这个会议的情况怎么汇报，怎么贯彻落实?一天半的轰隆轰隆，第三天中午达到昆明。吴礽藩同志来接我，十分意外的是熊在俊同志也来接我。她请吴礽藩同志把我的行李送回家，对我说了一句“下午要开会”，就要我乘车直接去省委宣传部。进入省委宣传部，稍事休息，就到会议室开会。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念通知，中心就是一句，“省委决定：王甸同志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严振、邹启宇、郭兆华同志任副部长。”哦，又改了，不是做联络工作，而是做宣传工作了。第二天上午的部长办公会，主要是讨论分工和分管处室;分配我分管新闻、理论、文艺、对外宣传工作，以及相应的四个处。

　　我担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共就是四个月。以后，在1983年9月，省委组织部发了下文，免去我的社科院副院长。社科院院长还是由王甸同志兼任，副院长杜玉亭同志主持全院工作。接着，省社科院发了发文，免去我的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职务，任命陈吕范同志为所长。这就是我在云南省社科院的全部工作。

　　2021年8月16日于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