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与相关国家正在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历史上南亚与中国的贸易状况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特征?印度的新总理政策特点是什么?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否对孟中印缅互联互通带来帮助?中国—南亚博览会期间，以“互联互通—构建新丝绸之路”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南亚智库论坛”在云南昆明召开。论坛现场，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前来参会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赵干城主任。

　　记者：历史上南亚与中国的贸易状况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特征?

　　赵干城：新世纪之前，中国与整个南亚地区的贸易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进入21世纪之后有所改观，主要是印度的带动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从非常低的水平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对南亚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起了一个积极的引导作用。所以中国和巴基斯坦贸易、孟加拉贸易都是水涨船高。

　　在研究中印关系的人看来，在中国和南亚的贸易当中，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是起了一个领头羊的作用，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02年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去印度访问，当时中印贸易只有20亿美元。到了2012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达到了730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与其他的南亚国家贸易，虽然没有这样大的增长幅度，但是中印贸易推动了中国对南亚地区的经贸关注，因而也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于2005年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而很多南亚国家都非常希望中国早日成为正式成员，反映了中国积极深入地参与南亚地区一体化以及愿意和所有南亚国家加强经贸联系的愿望与趋势。其中，中印经贸联系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的全天候友邦，但是贸易关系长期停滞不前，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后，也推动了中巴贸易的进展。所以2006年胡锦涛同志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率先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自此以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

　　南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贸易赤字很大。因为南亚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本来就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没有很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到市场上，或者适应中国的市场。而同时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世界贸易整个格局中的地位急剧上升，中国的贸易产品，特别是制成品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中国与所有南亚国家的贸易全部出现一边倒的趋势，南亚国家贸易全部是赤字。其中印度的赤字最大，已经上升到200多亿美元。(据印度方面的统计，甚至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印度认为现在印度对华出口总额已经远远低于对华贸易赤字。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中方的数据跟他们的有一定出入。)

　　印度的经常项目基本是赤字，只是现在赤字的来源，或者说贸易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印度贸易赤字的第一大来源。印度是贫油国，在过去的几十年来，贸易赤字主要来源于产油国，比如阿联酋、沙特。中国不向印度出口石油、天然气，但中国的制成品出口居然成为了印度的第一大贸易赤字来源，这对印度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解决这个问题，印度就必须大幅增加对华出口，这个前景非常不乐观，印度抱怨是中国市场对印度产品不公平，但这种抱怨没有什么根据，主要还是由于印度产品竞争力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中印贸易出现下降，除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因素外，印度方面开始重视对华贸易赤字也是一个因素，用印度学者的话来说，印度不能长期接受如此攀升的对华贸易赤字，中国当然也想了很多办法，中国一再跟印度讲，中国一点没有希望在跟南亚贸易中制造顺差，中国没有这个想法。希望共同合作，克服这个问题。所以去年印度总理辛格访问中国的时候，和李克强达成了一个协定，就是在印度成立一个中国工业投资专区，希望通过增加中国投资进而就地在印度生产的方式来减少他们的赤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记者：印度的新总理以经济见长，他的政策特点是什么?他们的经济政策是同中国竞争，还是倾向于合作呢?您觉得中国能从中获益吗?

　　赵干城：莫迪总理上台以后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因为这个总理是印度近几十年来很少出现的那样咄咄逼人看上去很有进取心的总理。印度历来重视出身，来自印度教的总理通常属于高种姓阶层的，而莫迪出身于低种姓阶层，所谓一介平民、草根，他的奋斗故事也有一定的传奇性。而且他比较务实，比较实干，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视，所以印度民众对他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这个期望就包括经济贸易的发展，经济方面的政策，这是印度民众最大的期望之所在。

　　莫迪主张实行全面开放的经济政策。他以前执政的古吉拉特邦所奉行的政策就有这样的类似特征：和印度其他地方相比，古邦开放度大，政策灵活性强。在他的领导下，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方式，引进外资，建立投资特区，经济专区等取得了一定的较出色的成就。预计他领导印度会采用这样一种大力开放，引进资金，把精力放在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发展。

　　然而这种政策实行以后对中国来讲有两个问题。

　　一是，会不会由于印度大量引进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导致本来投往中国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转向印度？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在比较优势方面来讲，印度在劳动力成本、土地使用价格等等方面，确实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中国因为经济发展的关系可能会比较贵，会导致一部分低成本，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转到印度去，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也不宜过分夸大这种情况。过去二十年来，印度政府一直在想如何引进外资，他们推行这个政策后，外资会不会到印度去，取决于很多因素。除了劳动力成本，还有很多很多因素，印度很多环境很差，基础设施等等远远不如中国，实际投资成本很高。另外取决于国际资本市场本身的情况，比如美国货币宽松计划今年年底可能就会结束，结束后国内的市场对美元国际资本就有吸引力，会导致大量资本回流，大量资本会被抽出。印度总理无法决定这个事情。所以也不能过分的夸大说印度开放的政策会导致和中国形成一种强烈的竞争，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中国尽管投资成本有所上升，但是中国在各个领域和印度相比，仍然具有相对突出的优势，特别是制造业所需要的基础环境，以及法律环境，国民待遇，劳工问题。像印度的劳工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这些方面中国都比印度好得多，所以不用过分忧虑。

　　二是，印度强大发展，会不会对中国形成强大的战略性挑战和压力？因为如果印度发展顺利，它的目标就是成长为一个所谓“有声有色的大国”，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这会不会对中国构成一种压力，形成一种竞争的局面?这在全球战略层面，两国形成竞争格局的前景并不非常明朗。单从经济来讲，印度想要赶上中国的前景非常暗淡，也就是首先印度是否确实具有和中国竞争的能力和条件，如果印度和中国的差距很大，就很难讲印度怎么和中国竞争了。现在的事实是印度和中国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单单就经济总量讲，印度现在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如果从政治层面看，同为新兴大国，印度完全有可能取得较大影响力，这会不会对中国形成一定的压力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是两国都是发展中大国，客观上在全球体系中确实会形成一定竞争。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一个世界可能也容不下两个新兴大国，新兴大国也许最好只有一个，如果有两个，客观上会形成一定竞争压力。这是从新兴大国将成为全球大国的角度看问题的，即未来世界格局中真正形成与美国并驾齐驱直至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大国，这样的国家以后会同步产生数个呢还是只是中国一家?二是中印关系方面存在问题，印度对中国防范、恐惧、忧虑。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现在的中印关系很难处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印度没有自信。如果印度取得了一定的、比较顺当的进展，会提升自信，自信强了以后，对处理中印关系来说，反而会比较顺利，很多事情可以摊到桌面上谈。现在印度老是担心我们会不会打它，会不会越过边界等等，老担忧这些事情，势必会影响中印关系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

　　总体来看，印度的崛起恐怕也是不可逆转的，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中国还是要站在战略的高度看这个问题。

　　记者：您觉得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过程中，能否对中印关系起到好的作用呢?除了印度方面，还将面临哪些问题?

　　赵干城：中印关系好了，孟中印缅就能够得到推进，反之，中印政治关系不好，甚至安全关系有所恶化的话，孟中印缅便可能成为一项没有前途的计划。孟中印缅计划的提出，一开始就是先天不足的，当时有些评估可能也不是很成熟，认为四国的合作，大家都有利可得，所以大家一定会欣然拥抱，这可能过于乐观，甚至是一个错误的战略评估。因为中印两国没有政治互信，安全上互相防范，印度就不大可能会把边境地区开放?由于印度坚持不开放，所以孟中印缅合作计划过去十几年来没有得到像样的进展，主要原因就在印度的阻挠，印度不感兴趣。

　　去年李克强总理出访印度，谈了这个问题，印度有了一些积极的回应，在外交部成立了工作小组，打算认真地研究这个事情。但是这届政府又下台了，新政府上台，也不知道印度将怎么处理。我上午发言后，云南财经大学的党委书记问我为什么对孟中印缅计划的前景持比较悲观的态度，他是该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我说你看这个实际的进展，去年印度外交部成立了工作小组，现在又换了政府，莫迪政府到底对华政策奉行什么方针，我们不清楚，但是具体到孟中印缅计划，很可能他会拖，如果拖，这个工作小组也就虚设了，什么都不做，又是两三年、三四年耗掉了。

　　第二个变数是缅甸。因为当初我们推出这个论证的时候，缅甸与中国的关系很好，这当然是积极的。现在缅甸正在所谓的政体过渡，实现所谓的民主化。军队可能会让权，因为军队做不下去了，这二十几年，他们把这个国家搞得不好。实事求是讲，缅甸现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军队当政二十几年以来，把这个国家的建设搞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交出权力，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只要你不追诉他，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他们有可能交权，现在实际发生的就是这个情况。当然缅甸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即使发生政体变化，仍然对中国采取相对比较平衡、合作的态度，这是有可能的。但也不可否认，在西方的拉拢下，出现另一种可能，即缅甸不怎么和中国合作，两国关系出现逆转。我认为孟中印缅计划第二个障碍可能就来自于缅甸问题，如果印度问题还没解决，缅甸问题又出现了，缅甸不愿和中国合作了，当然这个次地区合作计划多半要搁浅。而中国跟孟加拉国根本不接壤。

　　记者：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式上，汪洋副总理提到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能否对孟中印缅互联互通带来帮助?

　　赵干城：昨天我去了开幕式，聆听了汪洋的主题演讲，边疆地区的互联互通是中央高度关注的项目，现在中国正在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发展银行。这个银行中国将投入巨资，得到了亚洲其他国家的响应。汪洋强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把中国边疆地区的互联互通作为首先的重点投入，这对云南来讲就是个机遇。我跟云南社科院专家聊天的时候也讲，云南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紧急动员起来，努力做工作，因为云南与邻国的互联互通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云南完全有条件成为亚投银行首批重点。

　　中国政府提出来筹办这个投资发展银行，是国家级的项目，也是是国际项目。银行建设起来之后，第一步资金的方向还没有定，现在只是处于筹备的阶段。昨天汪洋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云南也是一个机会。在孟中印缅方面，刚才我讲的都是比较消极的、负面的因素，而在这方面有很多积极的因素。

　　在互联互通方面，中国可以在客观上给出很多好处，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和余地，要去做印度的工作，要去做缅甸的工作。把基础设施建设置于议事日程，对大家都是有利的事情。客观上如果孟中印缅计划能够得到推广的话，客观上是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还有最后一点，在孟中印缅未来发展的考量中有一点需要考虑，过去十几年我们就死守住孟中印缅，就是四个国家的边境地区合作。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别的思路和选项。比如孟中印缅由于印度的阻挠，过去十几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能不能考虑孟中印缅推不下去，我们就变成孟中缅，不是一定要有印度，可以考虑别的选项。印度现在不愿意加入，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发展，如果印度未来有兴趣，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我们不要死守这一块，应该有更多的考虑。因为真正与云南接壤的是缅甸，既不是孟加拉也不是印度，我们把缅甸的工作做好以后，孟加拉实际上是孟中印缅下一步推广的重点所在。

　　孟加拉是推广重点，因为孟加拉有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城市叫吉大港，这个吉大港是印度洋的重要港口，如果通过云南的路径能够打通我们进入吉大港的路径，这对中国战略上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现在缅甸已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国领导人去访问的时候就讲，要把印度洋和马六甲及南海贯通，我觉得我们在印度洋上需要多多益善的港口，所以我觉得孟中印缅，孟加拉十分重要，而且孟加拉渴望中国的投资，我觉得下一步可以考虑，一方面可以给印度施加压力，跟印度打交道实在是太难了，印度人也太不信任我们了。

　　中国现在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种优势很容易被人家理解为“扩张”，我们极力否认我们在扩张。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经济今天真的是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积累了那么多资金，以中国目前的体系，也不大可能建立起纯粹面向国内的发展模式，把分配制度重新改革完善，充分照顾国内的弱势群体，将资本如此使用，这是做不到的，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总是会寻求外向。19世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积累到一定程度，也是全球对外扩张，并不是把他们国内的问题全解决了才走向世界。但是我们走的道路肯定不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道路，但是经济扩张是必然的。

　　第二，随着经济扩张，中国政治上谋求影响力肯定也是必然的趋势。只是我们今天21世纪和19世纪不同的地方，是大家相互依存度比较高、全球化程度比较高，你不可能因为自己的利益损害他人的利益，经济上升到一定的水平，就会将大量累积的资本输出到全球各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这个趋势今后只会继续发展。现在问题是如何走出去才能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又为他国所接受。

　　嘉宾介绍:赵干城，现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主任，研究员，长期研究印度政治外交，中印关系，南亚地区安全，及中国周边政策等领域，有数种专著问世，并在国内外学刊发表上述领域相关论文近百篇，并经常参与大众媒体关于中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节目制作。

                                                      （供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特约记者 蔡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