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院门户网站编辑代丽围绕杨福泉研究员的学术研究经历、研究成果、治学理念、作为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责任和学术研究心得访谈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原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福泉研究员。

　　杨福泉，纳西族，丽江大研镇人，1978-1982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1年在云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从2001年11月至2015年11月任云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云南省东南亚南亚研究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曾兼任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云南省通志馆馆长)。从2006年起聘为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导师、2016年当选为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连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纳西学研究会会长。曾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1996年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的“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一等奖);1997年被评选为云南省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第一层次人才;1998年入选由国家人事部、科学技术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评选的“中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2009年获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1年入选“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第三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2013年入选“云南省突出贡献社科专家”(全省8人之一);2014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2016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民族学50人中的第12名。

　　问题一：您能和我们分享下您的学术研究经历吗？

　　杨福泉研究员：我于1955年9月17日生于丽江大研古城一个纳西族家庭，在丽江大研古城兴仁小学(现在叫丽江兴仁方国瑜小学)读小学、在丽江一中(现在的丽江市一中)读初中高中，然后上山下乡当了两年的“知青”，继而在丽江汽车运输总站当了一年的工人和一年的宣传干事。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上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因自己爱好文学，就读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期间，看书日多，眼界渐宽，渐渐沉湎于诸多自己原来不熟悉的知识和学科中，对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和纳西学等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除了选修文字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课程外，还登门向云南大学纳西族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纳西学家和志武先生求教，学习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纳西族历史、纳西拼音文字、国际音标等，1980年曾作为这两个前辈学人的助手，协助当时来云南大学进行有关纳西学学术交流的德国(西德)学者雅纳特(Janert.K.L.)教授工作了半个月，和他一起研究纳西语和纳西语当代文本，用国际音标纪录纳西民间故事等。雅纳特教授在1961年至1962年期间曾是应邀到西德进行纳西文献编目和研究的洛克(Rock.J.F)博士的助手，1962年洛克逝世后，雅纳特教授继续长期从事纳西文献研究。和他的这次初步合作，是促成我后来到德国进行纳西学研究的契机。

　　读大学期间，我利用假期回乡做过一些社会调查，完成了毕业论文《纳西族的古典神话与古代家庭》，还写了《论纳西族(殉情)长诗“游悲”》、《纳西族人猴婚配神话刍议》等，这几篇论文后来在学术名刊《思想战线》、《民间文学论坛》以及民间文学刊物《山茶》上先后发表了，这算是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吧。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了一年，有机会跑了云南的不少地方，增长了不少见识。1983年1月，我获得德国(西德)国家科学研究会(DFG)学术基金，应雅纳特教授之邀，到德国科隆大学与他进行合作研究，1985年1月返国，在1986年3月至1988年3月又再度赴德国科隆，完成了“德国亚洲研究文丛”第七种《纳西研究》系列著作4种，《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等曾对此作了相关报道，说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云南第一个走出国门与西方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少数民族学者，”当时出国不易，看来我确实算是改革开放后云南第一个出国进行民族文化合作研究的少数民族学者。

　　在德国的4年治学岁月中，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的根和生命是在自己的故土，他的使命也是扎根在故土，与故土休戚与共。因此，我无心恋异国繁华，回到母亲之邦，开始了我走向田野，进行民族学、纳西学研究的漫漫治学路。我后来成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后，又在职攻读了云南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从2006年起，我被云南大学聘为民族学学科的博士导师，至今也有11个年头了，迄今带了14个博士研究生。

　　我在德国是做合作研究，因忙于研究工作，没能读学位。1995年至1996年，我获得联合国大学博士后研究基金，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UC.Davis)分校进行了3个月的博士后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参加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比较多，先后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进行过关于丽江玉龙雪山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合作研究，关于抗日战争期间闻名遐迩的中国“工合”(Gungho,工业合作社)的历史和在新形势下重建农村合作社的研究，关于藏族和纳西族问候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应邀到国外访学和讲学也比较多，先后应邀到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瑞典隆德(Lund)大学东亚、东南亚研究中心、瑞典国立远东文物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of Stockhome University)、德国斯图加特巴德·伯尔科学院、德国帕绍大学(Passau)、美国惠特曼(Whitman)学院、匹兹尔(Pitzer)学院、美国史密森博物馆协会(Smithsonian Institute)、美国康涅狄格学院(Conneticut College)、纽约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加州大学戴维斯(UC Davis)分校,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写UCL)、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意大利特兰托(Trento)大学、马切拉塔(Macerata)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爱知大学以及埃及、泰国、越南、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大学和科研机构讲学访问。1999年至2001年曾任当时与云南省政府合作进行滇西北大河流域保护与发展(含国家公园)的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云南项目文化顾问。我还曾经到加拿大卑斯省的印第安人社区进行学术考察。2003年在美国惠特曼学院的首次“亚洲文化教育年”期间，为美国学生开设了1个学期的《中国西南的民族性与现代化》(Ethnicity and Modernity of Ethnic Groups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 ,《中国纳西族的文化艺术》(TheCulture and Art of Naxi People of China)等课程，受到该校学生的好评。期间还与该校人类学系主任孟彻理(ChasMckhann)教授合作，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图像及其变化一东巴艺术中的再想象》Icon and Transformation: (Re)Imaginings in Dongha Art 。我在20多年来的国际学术交流中也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汲取了不少国外同行的治学方法和经验。

　　问题二：长期以来，您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成果丰硕，是一位高产的学者，您能和我们分享下您主要的研究成果吗？

　　杨福泉研究员：到2017年，我从事民族学研究已经34个年头了，在这34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而对纳西学所下的功夫最多。迄今，我在国内外已经出版了33部专著，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新华文摘》以及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其中10多种论著先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日本、泰国等国著名的学术刊物和学术论文集中发表，如我1988年在德国波恩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现代纳西文稿语法分析和翻译》第一卷(是“德国亚洲研究文丛”第七种《纳西研究》系列之一)。

　　1999年，我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社会语言学家汉妮(Feuer.Hanny)教授合作，在基于半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写成的长篇学术论文《云南藏族和纳西族的问候语研究》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藏缅语研究》(美国伯克利大学主办)上发表。其他论文包括瑞士苏黎世大学出版的《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瑞士出版的《科学的准确性》、美国华盛顿州出版的《图像及其变化一东巴艺术中的再想象》、美国纽约鲁宾艺术博物馆出版的《噶玛巴十世和西藏动荡的17世纪》、德国伯尔·巴德(BallBod)科学院出版的《原住民传统知识体系研究》、英国赛奇跨国出版公司出版的《两性、技术和发展》、英国伦敦出版的《东亚文化遗产的重新思考》、日本京都大学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编的《天地人》等。

　　我觉得在治学的过程中，了解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结果并与之对话很重要，所以，我还花了很大功夫，翻译了一些国外纳西学论著，主持审校和重译(部分)了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博士研究纳西族的重要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由于此书很多正文和注释需要核对大量汉、藏、纳西文献以及外文资料，还有不少植物学词汇进行重译，因此，审校这本书所花费的功夫是相当大的。近年来，我还组织翻译了当代西方纳西学名著《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

　　我的专著《东巴教通论》是在2004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9年结项时获得了优秀等级。2012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华书局出版;2013年被评为云南省第17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对《东巴教通论》做了这样的简要评价：本书将东巴教和藏族本教、羌族原始宗教及藏传佛教、道教等做了比较研究，有意识地将东巴教置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动态发展中进行考察，剖析了东巴教对纳西族社会、民俗等的影响以及二者互动的关系。本书首次较全面地论述了纳西族东巴教的内容，对今后东巴教及其与纳西族历史社会、东巴教与本教、纳西族原始宗教与藏缅语族诸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纳西族文化的多元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将起到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丰富了宗教学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对学术界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宗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准确解读东巴文化及其当代变迁，对于东巴文化在民间的传承、保护和开发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在2009年人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　2011年人选了“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此书获云南省第10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本专著受到国内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历史学家尤中教授、何耀华教授、李绍明教授、何星亮教授和周智生教授等人较高的评价，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把此书有关藏传佛教与纳藏关系的章节收入了他主编的藏学论文集《贤者新宴》;《《博览群书》、《思想战线》等著名杂志发表了书评文章。《中国西藏网》、《西藏图书》等网站都发布了关于本书出版的消息和内容提要等。这本书多次再版，迄今已经有3种版本。

　　我的另一本专著《走进图画象形文字的灵境》2003年出版后，又于2007年再版;此书和这套书的其他3种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的专著《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入选了“2014书香中国”300位名人名家推荐300本好书”中。个人专著《纳西族民族志田野调查实录》获得云南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6年，我52万字的学术专著《纳西族文化史论》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是我集多年之劳的一个比较宏观的纳西学研究成果，其中汇聚了不少我多年的田野调查积累、学术观点和体会。该书获得了第十一届云南图书奖、云南省第十一次(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除了纳西学，我还做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专题基础研究，我的民俗学专著《灶与灶神》，是对中国的灶神信仰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研究的一本专著，在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很快重印，后由台湾汉扬出版社在1996年再版;台湾云龙出版社于2000年再版。《灶神研究》一共出了4种版本。

　　我主笔的《火塘文化录》是《灶神研究》的姐妹篇，此书从民俗、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首次对过去无人论及的中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火塘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析，应该算是一本以小见大的拓荒创新之作。《中国社会科学》曾发表了对该书的书评。由于此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曾两次重印，并于2000年再版。该书还在1999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译成英文。此专题系列论文之一《论火神》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入选由中国科学院编的《中国八五科学技术优秀成果选》(1990--1995)一书中);该文亦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1993-1995年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略论纳西族东巴教的多元宗教因素》，2008年被选入由中国宗教学权威专家选编、代表中国当代从事宗教学研究的老中青学者论文最高水平的《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云南仅有5个学者的论文入选这套高水平的中国宗教论文集粹。学术论文《论火神》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被选入中国科学院编《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

　　我在阅读国内外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敦煌文献中的吐蕃文书中有关于野马、马和牦牛等的传说中与东巴文献的惊人相似，于是进行了深人的研究，2006年在《民族研究》上发表了我的研究成果《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有很多反响，敦煌学界将它列为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发现。一些敦煌学述评的文章都讲到了我的这个研究成果。

　　我在做基础研究的同时，也积极做应用性研究，1994年在泰国举行的“生态旅游与少数民族”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论生态旅游与云南的旅游资源保护》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是我国学者最早论述生态旅游的研究成果之一。《论生态旅游与云南的旅游资源保护》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是我国学者最早论述生态旅游的力作之一。此文中文本在《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旅游经济卷》全文转载，后又被“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文摘”《国土资源文摘》摘载。1999年由美国学者贝尔曼(M.L.Berman)博士全文翻译为英文并进入国际互联网。

　　我的时评文章《“文化焦虑”弥漫当前社会》在《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发表后，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社会学视野网等几十家媒体转载，学术网站“爱思想”转载为首页头条。有些省的中学把此文列为高中毕业考试卷的试题。

　　《国学不应拘泥于陈年旧说》在《中国民族报》发表后，有“人民网”“中国学术论坛”等十多家媒体转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定义和认同的思考》在《中国民族报》发表后，也被《人民论坛》等20多家媒体和网站转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我主编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云南名镇名村的保护和发展研究》是较早的一本研究云南名村名镇的著作，获得云南省第十一次(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策划丽江——旅游与文化篇》在丽江受到各个阶层人士的欢迎。2016年出版了姐妹篇《丽江市和迪庆州旅游与文化互动发展研究》;2012年出编了《民族、宗教与云南的和谐发展》一书。2016年还与邓永进教授合作主编了《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一书。

　　我的一些著作多次再版、重印或翻译成英文，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以及国外都产生了一些影响，专著《灶与灶神》在大陆和台湾出了4种版本;专著《神奇的殉情》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后，又在台湾珠海出版公司再版，并被社会性别学专家、亚洲理工学院教授高文(Govind.K.)博士组织翻译成英文。

　　我在与学术界同仁严谨地切磋对话的同时，以雅俗共赏的方式写了一些比较通俗易读的田野纪实类图文长卷散文，力图将民族学家的调研研究以一种通俗的、大众能理解的方式“还之于民”，并让更多的非专业人士了解民族学人类学这门“以民为本”、叙述草根故事的内涵和旨趣。比如《寻找祖先的灵魂——融入纳西古王国》，先在台湾出版，后来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又出了大陆版;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行茶马古道——滇藏之路探秘》，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版的《灵境丽江》后来还出了港台版《纳西凝古韵：山水丽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纳西文明》，教育部曾推荐为《历史》(高一年级第一学期)教学参考书。2017年8月出版的“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玉龙彩云：纳西族》，同该卷7本著作一起入选进入人民大会堂，提供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代表阅读。

　　我迄今先后主持了5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中1项是正在进行的国家重大项目的子课题，1项是重点项目。其中一项的最终成果《东巴教通论》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一项成果《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获“云南省1996-199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代丽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