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13日，以“经济走廊建设与国际产能合作”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南亚智库论坛在昆明召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网站编辑部就“一带一路”建设与中美关系发展问题访问了出席本届论坛的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周琪女士。

　　l “一带一路”建设和您所聚焦的中美关系研究有什么样的联系？

　　周琪：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从而影响中美关系。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其国家利益遍布世界各地，而“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这就必然要触及到美国在亚太、中亚、西亚和北非以及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内的利益。

　　自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迄今为止，虽然美国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但美国官方很少在正式场合就此做公开评论。就有限的回应来看，美国官方对“一带一路”经济方面的意义，给予了一些肯定，例如，2014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表示，“为了恢复大中亚地区历史上作为全球贸易、思想与文化的重要枢纽作用”，美国的“新丝绸之路”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到了合作的时候。2015年3月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诺维莉称TPP与“一带一路”并不相互排斥。副国务卿布林肯也说，“美国支持中国加强地区间联系的努力，中国在中亚的参与不是‘零和游戏’。发展基础设施对美国而言是一种补充。”

　　然而，在地缘政治的意义方面，美国智库和学者提出了一些充满猜疑和担忧的看法，有的强调中国的倡议是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再平衡”，是中国版的“向亚洲转向”;也有的表示中国选择“西进”是为了避实就虚，旨在摆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包围;还有人担心，如果“一带一路”取得成功，将改变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使中国获得“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控制权，这将对美国不利。著名美国学者福山甚至提出，“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革，是中国第一次寻求输出发展模式，“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一方，以美国和西方为另一方，正在进行历史性较量。”如果“一带一路”获得成功，整个欧亚大陆将因此改观，中国将从世界经济边缘变为中心。“中国式威权主义政府将获得极大的声望，对全球民主体制造成负面影响。”

　　在“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推进的情况下，美国进一步看到了把其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的意义。美国会继续坚持在亚太地区加强同传统盟国的关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增加在制度性框架下对东盟的参与，在经济上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保持其战略主动性。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美关系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西太平洋近海海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而自2010年以来美国在南海岛屿主权争端上的“选边站”，使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了，这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推进造成了不利条件。不仅如此，美国对很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都有较大的影响力和传统关系，鉴于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方面的猜疑，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竞争的加剧，美国的态度会给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造成一定的阻力。例如，在中国筹建亚投行的过程中，美国就试图阻止一些盟国或伙伴国家加入其中，而美国力推的TPP迄今也是排斥中国的。

　　l 除了来自美国的影响外，“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政治风险还有哪些？

　　周琪：“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政治风险大概有两大类。一类是以革命、大规模内战、政变、没收、国有化和冻结等为主的传统极端型政治风险，此类政治风险往往发生在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此类政治风险在进入21世纪后趋于减少，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少见，典型的例子如利比亚内战和乌克兰危机。

　　另一类政治风险来自东道国为维护本国民族利益或应对国内矛盾而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导致非极端型的政治风险，包括东道国政策的变化、资源保护、经济和政治报复、文化差异、第三国的干预、民族主义和宗教矛盾、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等。这类风险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会存在，而且日益成为主流。

　　我们应当意识到，“一带一路”沿线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之大、国家数量之多、合作范围之广、现实情况之复杂，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一带一路的沿线，横垣着当今世界上三个环境尤为复杂的冲突地带，它们是：由前苏联多民族加盟共和国分裂后生成的地缘政治破碎地带;自西亚、北非一直延伸到南亚、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局势日益严峻的地带;近年来骤然升温的西太平洋近海海域岛屿主权争端地带。在上述三大地域中，大多数国家正步入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期，受到“中等收入”陷阱困扰，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稳定程度低、政治变换频繁，这些都会给我们“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带来政治风险，需要我们谨慎防范和处理。

　　大国战略博弈也会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政治风险。各大国都有追求自身发展和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整体战略，例如，除“再平衡”战略之外，美国还有“新丝绸之路”倡议和“印太”概念;俄罗斯提出了欧亚联盟和北南运输走廊计划;日本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印度则希望主导印度洋甚至东进。沿线大国也都有各自的地区战略诉求和设想。这样，中国在执行“一带一路”战略时，就难免与这些国家的战略产生交集和对冲，从而触发新一轮的战略博弈。

　　另一个方面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区域内安全环境不佳。首先，“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国内政治不稳定，且受国际政治影响较大，未来的政府政策、政权性质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类政治风险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已经多次出现，例如2011年缅甸政府以“人民意愿”为由搁置中国承建的密松水电站项目。再有，某些东道国存在发生动乱、战争和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这些不稳定因素可能影响我国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甚至会对我国企业员工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伤害。巴基斯坦、阿富汗和马里等地的恐怖袭击都导致了中国企业员工伤亡案例的发生。

　　此外，我国许多企业长期以来只重视发展与东道国政府或上层精英的关系，缺乏对东道国国情的全面了解，忽视了反对派、非政府组织或社会舆论的诉求，这种上层路线不利于中国企业和项目在当地的长期发展，容易造成当地民众对中方企业的猜疑和抵制。这类问题尤其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作出相应的改进。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加强对政治风险因素的预判和防范，同时不能将一带一路过度政治化，更不能包办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应在向沿线国家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前提下，促进中国的自身利益。

　　l 中国企业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做出了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风险，那么中国-南亚智库在未来如何帮助走出去的企业规避风险呢？

　　周琪：企业的优势在于其敏锐的商机意识、业务网络、管理措施，以及企业家预测和防范经济风险的能力和经验。我国对外企业在走出去后对当地的经济情况已有很多深入研究，有些企业为了做好对外业务专门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不过，对外企业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研究中都比较偏重经济方面，而在政治风险评估的方面，就略逊一筹了，因为它们缺乏相关的研究人才和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在这方面，中国的智库具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发挥为企业做政治风险评估的作用，以避免或减少政治风险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并可以为对外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提供有价值的咨询。

　　周琪简介

　　周琪博士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国家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学术专长为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获法学学士、硕士、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欧洲研究室主任，并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1992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高校100名优秀副教授。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波莫那学院、布鲁金斯学会以及香港大学做研究或讲学。出版10部专著，包括《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美国的政治腐败与反腐败》、《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美国能源安全政策与美国对外战略》、《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等，主编2本论文集，并出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多本译著。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当代亚太》、《国际经济评论》、《外交评论》等核心期刊和国外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另有书评、时评、专栏文章等170多篇，个人撰写学术成果总计400多万字。其中，《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美国的政治腐败与反腐败》3本专著分别于2007、2010、2014年获得第六、七、八届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一等奖均空缺)，专著《美国外交决策过程》获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年优秀图书奖，《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及新挑战》获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皮书总报告一等奖。

                                                                （供稿/赵亚静  审核/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