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历史文化及相关研究近年来发展很快，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水文明也日益引起国际学界关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水历史学会原主席郑晓云长期致力水历史和水文化研究，他立足本土、努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向国际学术界传播中国水文明。近年来他通过积极有效的国际学术组织和活动推动国际学术合作、推动中西学术交流和理解，尤其是启动了中国和欧洲的水文明比较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继2014年被国际水文地理学会及希腊地理学会授予突出贡献荣誉奖之后，2017年5月31日郑晓云研究员在希腊被授予亚里士多德大学荣誉博士。中国社会科学网近日就水历史研究、中国与希腊水思想比较、“全球水博物馆网络”、海外田野考察等相关问题对郑晓云研究员做了学术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5月授予您荣誉博士学位，引起相关学界关注，请您介绍下此次授予仪式及相关情况。

　　郑晓云：亚里士多德大学是希腊最大的大学，拥有学生近八万人，教授1500余名，学科包括大多数科学领域，拥有一系列在国际上领先的学科。

　　2017年5月31日，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仪式在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在哲学学院亚历山德罗斯纪念大厅举行。亚里士多德大学校长、全体教授委员会成员、相关学院院长及部分教授教师、学生一百余人出席了仪式。授予决议指出，荣誉博士学位是依据希腊国家相关法律及学位授予程序提名严格考评决定的对科学研究及社会活动做出突出贡献人士的嘉奖。仪式按照学校最传统隆重的方式举行。亚里士多德大学校长及相关教授在授予决议和致词中高度肯定了我在科学研究及推动国际科学研究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尤其是与希腊相关科学界的学术合作。在宣读授予决议后，相关教授介绍了我的科学研究及国际学术活动业绩，教授委员会主席为我穿上博士服并授予证书。

　　我随后做了“中国古代贤哲的水思想及与古代希腊思想家水思想的初步比较”的报告，受到了与会人员的好评。仪式后举行了小型音乐会以示祝贺。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此次所做“中国古代贤哲的水思想及与古代希腊思想家水思想的初步比较”报告有哪些主要观点?

　　郑晓云：我的这个报告主要聚焦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庄子等贤哲的水思想上。在这一个时期，中国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不仅包括了对自然世界、人生、社会、政治、经济等等的思考，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现象是他们中很多人的哲学中包括了对水的思索，他们都从对水的观察和思考中获得灵感和启发，去思考自然、人生、社会，思考社会伦理构建、国家治理、发展经济、城市建设、水灾治理，乃至于如何赢得战争。可以说，水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中国古代先哲对水的思考和从水中获得的启发对中国2000多年来的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而展开对人生的思考，孟子“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不善，水无不下”的性善、仁政思想，荀子的“水则载舟、水载覆舟”的君民思想，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处下思想等。

　　在古代希腊的同一时期，也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他们同样也充满了对水的思索热情。比如柏拉图提出了水为一种自然构成了基本物质，思考了江河湖泊、泉水的来源，思索了社会中水分配管理的法则的问题。亚里士多也同样思索了水在自然构成中的角色、降水的机理、河流的起源和相关的理论。他们的思想虽然偏重于水的自然机理的探索，但同样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总之，不论是中国还是希腊，在同一时期东西方两个伟大文明中的先哲们的水思想中的很多要素是相通的，他们对水的一些基本法则的思考经历住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考验，今天对于这些宝贵的思想的继承，对我们构建一种人水和谐的社会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水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您做了哪些涉及国际学术研究的科研工作？

　　郑晓云：我从事科研工作30余年，主要致力于民族学人类学、水历史文化及水环境问题研究。在对外交流中，我发现尽管中国有博大精深的治水历史与水文明，但是在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水历史的研究介绍大多数都是西方人做的，包括中国水利史、黄河研究、江南水利研究、大运河研究、都江堰研究等，早期传教士对中国水利社会的记述文献研究等，而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论著极少。也就是说，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国际学术界及社会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水文明仍然知之甚少，或者说中国人对自己的水文明在国际学术界没有多少话语权，这让我很难过。因此，20余年来我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研究，努力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国际学术界传播中国博大精深的水文明。我曾经领导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如与越南科研机构合作进行了红河水文明的全流域考察研究，这在红河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与日本东京大学、国学院大学合作开展了红河流域及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资源管理的研究，与欧洲专家合作开展了中欧水历史比较研究等项目。我与国际学术界有较为良好的科研合作，如与日本专家合作的日本水环境史研究，与泰国专家合作的水与泰人社会的研究，与美国专家合作的美国西部水历史研究等都有较好的成效。

　　我在海外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了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水历史文明，包括少数民族水文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少数民族水文化，昆明、南京、宁波等城市的水历史，中国的城市水系统建设史、排水史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与国际学者合作完成了一系列国际比较视野中的科学论文，涉及全球排水史、引水渠史、水厕所史、雨水利用史、水井史等，以及一些比较研究的论文，在这些重要的国际学术合作成果中加入了中国要素。例如2017年我和希腊著名学者安德莱斯-安吉拉克斯先生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国和希腊古代城市水技术比较研究》、与柯斯塔斯等合作的《聚焦于巴尔干、中国与印度的水井史》等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广泛好评，引起了学术界对于中西方水文明比较研究的兴趣。近年来我在二十余所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了演讲，积极对外传播中国水文明，也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这些学术研究促进了中外学术的理解和创新，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国际政府和科学组织的较高评价，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尊重，近5年来我11次应邀成为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旨发言人。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您近年主持和参与组织了哪些活动以推动水历史文化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

　　郑晓云：近年我们参与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学术组织活动，促进了国际学术的交流。我先后组织了一系列中外有影响的国际科学活动，包括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例如2003年10月主持了在日本东京国学院大学召开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森林保护国际会议”，2005年作为组织委员会主席之一主持了“水文化与水环境保护国际会议”，2009年作为组织委员会主席主持了“红河流域的民族文化与生态文明国际会议”，2013年联合主办了“水在古代文明中的角色国际会议”，2015年联合主办了“中国—希腊古代文明中的水智慧与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尤其是“中国—希腊古代文明中的水智慧与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第一个推动中西方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水文明主题对话的国际会议，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好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自2009年以来我先后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调成立的国际学术组织“国际水历史学会(IWHA)”的副主席、主席，在这个过程中积极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如推动了2012年到2015年在中国昆明、法国、希腊、摩洛哥、秘鲁、荷兰等多个水历史领域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推动了一些国际重要学术组织间的学术合作。同时我也应邀担任一些国际学术机构的顾问及杂志的编辑、审稿人等，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坎儿井与历史水建筑中心理事、美国水文化研究所顾问、威尼斯水博物馆理事等，及《水科学与技术：水供给》、《荷兰环境史》等刊物的编委等。通过这些工作的参与，也同样推动了水相关研究工作的合作。 再如推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立项的“全球水博物馆网络”的成立，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战略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据悉，“全球水博物馆网络”不久前获得通过，您是主发起人之一，请您向大家介绍下“全球水博物馆网络”。

　　郑晓云：是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水博物馆网络”6月21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第55次工作会议上获得通过，将提交2018年理事会审批。我是这个网络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我与国外相关专家同仁已为此努力了多年。“全球水博物馆网络项目”一旦通过，将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又一官方全球项目，对全球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及水知识普及、应对全球水危机等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水博物馆对于保存水历史文化遗产、传播水的知识、进行公众教育具有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在当代应对水危机和气候变化、实现水的可持续利用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和水相关的博物馆，但目前处于分散状态。如何增强水博物馆的功能、提升这种价值，建设一个全球性的水博物馆网络就成为时代的呼唤。全球水博物馆网络建设成之后，将通过交流展览、全球性资讯共享、业务培训、展示技能提升、展示技术开发、科研合作等等活动，构建起一个全球性的水博物馆网络平台，极大地提升水博物馆的价值。对于入选全球水博物馆网络的博物馆，将可以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志。

　　中国社会科学网：一些专家称您是中国在海外进行田野访水的第一人，请您谈谈在海外田野考察的收获和心得。

　　郑晓云：近年我努力进行海外水文明的研究，研究的空间涉及30余个国家。今年6月，在去年基础上，完成了科罗拉多河美国境内的全程考察。

　　水历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人水互动的历史遗迹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同时很多历史上的水利工程和水管理的制度今天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这就为水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直接鲜活的信息，辅以历史文献，就能够精确地揭开水历史的秘密，这是其他很多历史学科研究不具备的资源优势。因此我个人认为田野研究是水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读懂水历史遗存中的信息，是一个水历史研究工作者最重要的素养。通过田野考察，了解一项历史上的水利工程产生的地理环境、建设条件、历史背景，及其与整个当地社会的互动关系，才能直观地了解水与当地社会发展的关系。同时可能因为我个人长期的人类学研究训练的关系，对田野研究也情有独钟。只有当自己置身于古代罗马帝国宏大的引水渠桥下、中东北非广漠沙漠的坎儿井中、行走在科罗拉多河被无数巨大的水利工程截断的河道上，徒步中国的大运河，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是如何奠定在水的有效治理之上。因此我认为田野研究是海外水历史研究最直接的切入点，通过田野考察获得直观的感受之后，再搜集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就可以获得较好的研究效果。

　　通过田野考察研究，不仅可以获得直观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大量的考察工作可以体会到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人们在历史上利用水资源、改造水环境、管理水的一些共同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以及水在不通文明中的融通，尤其是水技术在不同文明中的传播及其影响。田野研究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不同国家、地区、文明中利用水、治理水环境的特点，寻找到不同的规律。这对于理解不同的文明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在水管理的过程中集合了人们的认识、智慧、价值观、技术、艺术，等等，犹如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充满浪漫艺术感的罗马喷泉一样，这些要素都浓缩在其中。这一切都是文献研究难以做到的，田野研究使水历史研究变得更加生动、可靠和丰富。当然也使研究工作者的人生经历丰富起来，充满乐趣。因此，我将来仍然会寻找一切机会去做更多的田野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0日刊文谈水历史学科的建构，请问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计划做哪些研究项目和课题？

　　郑晓云：目前我正在做，当然也是未来要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理论的构建，二是中国的水历史研究，三是东西方的水历史文化比较研究。在理论的构建方面，我将尽最大的努力积极推进水历史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水历史是近年来在海外被积极推动的一门学科，理论建设仍然是这门学科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客观而言，在海外水历史的理论建设目前已颇具建树，而我把水历史这一概念引进中国还不到20年的时间。因此它的理论建设仍是薄弱的，尤其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建设发展，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的水可持续以及对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门学科的理论建设和科研体系构建。由于我参与的国际学术活动较多，对国际层面上的理论和动态掌握也相对较多，因此我一方面积极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国际上的理论和动态，一方面也积极地探索水历史在中国发展的路径。

　　关于中国水历史的研究，是我近年来极力在用功的，我从中国的西部和西南部边疆民族地区水历史到中国的内地一些城市和河流的历史都进行了考察研究，例如云南、新疆、北京、山东、浙江、陕西、江苏等地的一些城市和河流的历史都进行了考察研究，并且撰写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这里特别感谢近年来水利部中华水文化研究会、中国水情教育中心、江河杂志社等部门给予我的大力支持，每年都会邀请我参加多次相关的考察活动，提供相关的研究便利，使我能够在科研工作中较快地获得成效。总之，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我仍然将从自己的角度去探索中国的水历史，但是在定位上将以对外传播中国的水历史文化为重点，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水历史和水文化。

　　东西方水文明的比较研究是我个人最重要的科研志向。我希望通过比较研究，揭示水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关系，拓展对水的认知和共识，为今天全球合作应对水危机提供一种知识背景和文化资源。这项工作确实宏大，但也并非遥不可及，因我在这个领域内已经下了20余年的苦功，考察了30余个国家数以百计的水历史遗址，搜集了大量的文献，更重要的是与大批的海外专家建立了联系和友谊。目前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是“全球水管理的文化动力”，同时和一些国际上专家合作正在做中国和希腊古代文明中水思想和水治理比较研究、中国汉代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水历史比较研究、美国西部的水历史、湄公河流域水历史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看到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网：最后问一个宏观点的问题，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您的信念是什么？

　　郑晓云：在我的论文集《水历史与水文化探索》序言中，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可以表达我对科学探索的信念：科学探索的道路本身就是一条孤独前行的道路，但这一条道路的前头一定拥有光明，难以确定的只是你最终能不能走到光明升起的地方。但是选择了就必须走下去，这是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精神。

在讨论“全球水博物馆网络”的国际水文工作计划会议上发言 资料图片

在越南农村考察 资料图片

在泰国农村考察 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