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构建利益共同体——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南亚智库论坛在云南昆明召开。在论坛现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网站编辑部代丽、孙喜勤围绕会议主题采访了出席第三届中国—南亚智库论坛的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

　　一.您认为一带一路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来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您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点是什么?

　　黄仁伟：“一带一路”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大的走向，长时段的目标、重点工作是什么都已经定型，战略上的框架已经有了，但是现在缺的是具体的战役和战术。从战役上来看，“一带一路”的战役指的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内怎么来做，比如说“孟中印缅”这个区域或者是中国、巴基斯坦这个区域内我们应该怎么来做?也就是说这种区域性的框架还没有建设起来，或者从时间段上来说，五年内、三年内具体怎么做，短时间内的规划没有出来。从战术上来看，哪些项目变成具体的项目，是我们可以马上就落实的，比如说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的发展、文化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做什么。这种具体的项目还没有落实。要落实一个具体的项目，这个项目要具体到一个点上，比如说，要把一个项目落实在曼德勒，那它周围的环境要研究，这叫战术。如果战略上和战术上我们都具备了，那这个项目就可以很好地去推进。但是，现在战术上的研究还没有具体化。如果没有战术研究，分段式的战役研究就做不到;分段式的设计就没有总体规划。从这些层面上看，“一带一路”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任务还非常艰巨。从云南这一块来看，把云南和整个孟中印缅联系在一起，从国家层面来说是个战役;从云南的层面来说是个战略。同时这个战略还要分缅甸段、孟加拉段、印度段，甚至还有斯里拉卡段、东南亚段等。分段后还要分项目，这个过程中也有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一些项目从国家层面来说是个战役，那么对云南来说就是战略;有的从国家层面来说是个战术，而对云南来说是个战役。这样来分的话，研究就有重点。如果能找到战略有需要，战役上有可能性，战术上也具备条件的话，那就是一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项目。这个就是我重点关注的问题，所以“中国—南亚智库论坛”对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它研究的东西可以深入到战略和战术层面。我们要发挥中国—南亚智库论坛的优势，把它深入到每一个可以做的项目中去，那么中国—南亚智库论坛的功能就很实在。“一带一路”有九个大的分片，完整的就只有这一块。中亚也有，但是不完整。中东、欧洲就更不完整。所以我们这一块有这个中国—南亚智库论坛是非常好的，是很不容易，是多少年打造的基础，是可以用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战役、战术研究的平台。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利益和共同点是什么？

　　黄仁伟：现在很多人还在把“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安全战略来看，这样做的话，容易误导。应该把安全战略放在第三、第四位，而不是第一位。第一位应该是一个区域内大家共同的需求和目标。比如说，从云南一直到孟加拉这条线打通是共同需要的。线路打通后，这条线上需要一些产业上的布局，产业布局就需要投资，投资需要各种相应配套的金融机构，这些是第一位的。现在这些基本的设施还没建成，但大家都在争论对谁有利、对谁安全、对谁危险，这是舍本求末的做法。现最重要的事情没有认真地去讨论，那些可能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则被放大。这种问题在国内也存在，国外更多。国外一些人经常在顾虑“一带一路”建设威胁到自己什么。其实在发展之后国家就自然安全了，没有发展哪来的安全?这些国家之所以先顾虑国家安全，是因为处于不发展或者说是欠发展状态，人民有很严重的不满，不满就会产生安全问题。如果国家发展了，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业率高，这个国家就安全，这就是共同利益。共同发展才有共同安全，而不是先去找各自的安全，然后你的安全就是我的威胁。为了防止对方的威胁，先别发展，这样思路就是反的。各国发展程度不一样，投资的能力也不一样，这没关系，但是不管是投资能力强的还是投资能力弱的国家，大家都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发展起来。投资再强的国家，如果对方认为你不是利益相关方，而是威胁方，有再强的投资能力也没用。所以首先要让大家把关注点都放在共同发展目标上。共同发展了才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加共同安全就是利益共同体。为了构建利益共同体，我们中国首先要把战略思路调整过来，我们调整好了，其他国家自然会看到，也会朝这个思路上靠。当然，有的国家它的安全思路和我们国家是一致的，共同体就比较容易建立，比如说中国和巴基斯坦。但有的国家安全上有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缅甸过去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有了果敢和克钦的问题，安全就从过去没有这些问题，或者有这些问题没有暴露，变成了有问题或暴露出问题。孟加拉也在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但缅甸和孟加拉国内有一些伊斯兰的部落。如果道路打通以后，我们可能就认为对国内的安全构成威胁。当然这方面的担心比较小，但大家对非传统安全，比如恐怖主义、毒品的担心是比较大的。尽管有的国家对这种担心比较小，但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它是有担心的。所以要把道理讲清楚，要把各自存在的安全问题分析研判清楚，你这个安全主要是来自于不发展，“一带一路”就是要给这个地区产生一个大的安全和稳定的环境和一个利益共同体。

　　三.您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什么？

　　黄仁伟：“一带一路”最大的机遇就是亚洲强大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全球也有这个需求。据说这个需求的建设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面对8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我们的亚投行只有1千亿美元的注册资金，丝路基金才有400亿美元，金砖银行才500亿美元，加起来一共两千亿美元，还差很远。将来它还可能带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大的资金进来，即使能够达到1万亿，离8万亿还很遥远。这个就是机遇，它的缺口就说明有其他的发展空间，有其他的需要。为什么我们搞亚投行，有这么多的国家加入，因为他们都明白，一看就知道市场是那么大。亚投行是第一家做这个事情的，这个就是机遇。我们现在只有一两千亿美元，而“一带一路”官方的项目大概将近200个，200个项目每个平均是10亿美元，这样大概就是两千亿美元，就是在最近到2020年的这个阶段上我们需要做好的事情。尽管整个世界有8万亿美元的需求，但我们先把这两千亿美元做好。这两千亿美元的项目就是给世界树立一个样板，它会吸引更多的两千亿、1万亿甚至更过的资金跟着过来。以前我国成立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发展的资金也很少，但是深圳一旦发展起来，带动了全国各地的发展，使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都加快了。现在我们做的这200个项目的资金要比当年的深圳资金多很多，它可以带起来的是几万亿的资金。没有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就会失去这大个机遇。作为亚投行的初始成员，就可以收获这200个项目投资带来的红利。前期收获的资金，我们把它用来追加投资。通过不断的资金投入，来壮大我们的投资规模，充实投资资金。只要我们的第一批投资项目做成功了，就会有更多投资资金跟着投入进来，这就是“一带一路”的机遇。

　　而“一带一路”面临许多挑战，第一种挑战就是地缘政治的挑战，地缘政治的挑战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区域内国家，而是区域外大国的搅局。第二种挑战就是区域内国家的不同集团、党派的争斗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有时候一个项目正在落实阶段可能会因为该国某个党派上台执政而被搁置，这种情况下好的项目变成烂尾工程的风险很大。第三种挑战就是社会风险，比如当地的民族、文化、宗教的影响等，一个项目虽然好，但有可能和当地的社会传统不合。好的项目不等于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做成功，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在国内都很困难，更何况是在国外，这种风险不能低估。再比如说，有的国家说我们修路是不付钱的，路是上帝给的，是不需要付钱的。但是如果修路不付钱的话，修路的成本怎么收回来?这就是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些都是社会风险。最后一种挑战就是地震、泥石流等各种不可预测的自然灾难。很多道路不通的地方，都是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风险很大，这些潜在的风险都是挑战。所以面对以上四种挑战，四种风险，我们要先做风险比较小的，各种条件比较成熟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先落地，再通过已经落地的项目向四面八方延伸。所以我们可以先做点，再通过点的延伸，形成段和面。有一个点我们就先做一个点，暂时没条件的点可先不做，通过做好这一个个点，一步一步把它连通起来，最后所有的节点都通了，我们的“一带一路”也就做成了。

　　黄仁伟简介

　　黄仁伟，男，汉族，1954 年9月生，籍贯江苏海门。全日制研究生，历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国际战略、中美关系(含台湾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经济关系，是国内首创“中国和平崛起”研究的学者之一。曾获上海市社会科学成果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成果奖、上海市决策咨询成果奖。主要成果有《美国通史》第三卷(合作)、《国家主权新论》(合作)、《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独自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合作)《美国西部土地制度的演进》等。

　　                                          (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 代丽/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