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我国包括“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逐步增强，国际地位、国际声望和国际话语权显著提高，国际感召力、塑造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以上述事实为积淀和支撑，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也“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步入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时代，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缔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正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形象，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以宏大的世界历史眼光纵览新中国70年的辉煌历程，伴随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7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夕慷慨豪迈地宣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如今，这一愿望早已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根据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不断调整，以及党和国家外交理念、战略和政策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征的发展和变化，可以将70年来的新中国外交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1949—1978年的“和平共处”外交时期、1978—2012年的“和平发展”外交时期、2012年至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期。在各个历史时期，我国的和平外交事业均取得了巨大成就。
恢复和重建中国主权国家的独立与尊严
1949—1978年的“和平共处”外交时期，大致可以以十年为期，细分为三个小的发展阶段。
1949—1959年，是“和平共处”外交的奠基和逐步成型阶段。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彻底清除旧中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丧权辱国”的外交遗产，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抵御和破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新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恢复和重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并努力争取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和地位重返国际舞台，并发挥积极作用和影响。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三大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内容的一系列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并一一付诸实践。
1959—1969年，是“和平共处”外交的曲折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重点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边倒”，逐步转向了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霸权主义和同时发展与两个“中间地带”的关系。在此期间，美国将对越南的侵略由“特种战争”转为其直接参战的“局部战争”，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南部边界，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同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交恶后，苏联百万大军进驻蒙古和苏联一侧的中苏边境地区，对中国进行讹诈和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霸权主义的武力威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此同时，为了抵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霸权主义的威胁和影响，中国政府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以及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了积极成果。
1969—1978年，是“和平共处”外交的大调整阶段。在此阶段，我国外交的大调整和大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改善中美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并逐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时带动了中日、中欧即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全面改善。其二，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多边外交的新局面。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为缓和国际局势，为中国发展创造和平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打开中国外交在当代世界的新格局
1978—2012年的“和平发展”外交时期，也大致可以以十年为期，细分为三个小的发展阶段。
1978—1989年，是“和平发展”外交的大转折阶段。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也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整和嬗变。我国除了一如既往地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反对霸权主义的传统目标，还逐步确立起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国家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全新目标。正如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言：“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阶段，中国外交总体上成就斐然。尽管已经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波折不断，但是相关各方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总体发展态势平稳;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逐步实现正常化。具体而言，一是中国的周边外交成就显著。长期陷入僵持局面的中印关系、中越关系逐步改善并实现正常化，中朝两国之间、中巴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在新形势下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外交成就显著。“经济合作四原则”的提出和实践，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全面、深入地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对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三是中国的多边外交成就显著。中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全面加入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多边条约。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地位主持正义、担负责任，国家影响力不断扩大。由此，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初步形成。
1989—2002年，是“和平发展”外交的大突破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国际格局“颠覆性”巨变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保持战略定力，始终把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推动中国外交趋利避害、有守有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韬光养晦”稳住阵脚的同时，坚定不移地“走出去”，继续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进程，逐步打开了中国外交在当代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局面。一个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已经开始全面性、整体性地呈现出来。
2002—2012年，是“和平发展”外交的大收获阶段。进入新时期的“第三个十年”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内外部环境“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的新形势，从“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的指导思想出发，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外交在新世纪、新阶段以“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为核心概念和主要内容的战略举措。在此期间，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全方位开展对外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始全面构建。
七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总体奋斗目标，对中国外交的理念、思想、战略不断进行全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不断进行全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是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科学判断当代世界的发展大势和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提出了构建新形势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和历史使命。二是面向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和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的新形势，针对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挑战，深入发掘中华文化中独特的治理理念和智慧与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突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意愿，呼吁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建立客观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现实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全球化观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人类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难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三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和全球性问题解决之道，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作出新贡献。我国努力深化对外战略布局，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交往格局更加丰富完整，使中国的“朋友圈”覆盖全球;准确把握中国对外开放内外环境新变化，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坚定不移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为推动世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有效强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底线思维”，充分展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意志。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五年间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精辟总结，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之基本方略进行了全面阐释。2018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拓前进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呈现出“领袖外交”和“主场外交”亮丽的两道风景线。其间，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个人出访，就已经近50次逾80个国家，参加双边或多边的国际会议近百场。另外，中国举办了30余场重要的国际峰会，有数百人次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袖、政党领袖来中国访问。
70年来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经验
70年的新中国外交，无论就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而言，都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沧桑之变，其历史发展进程之复杂性，绝不逊色于同期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领域的风云变幻，同样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其一，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思想精髓。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运用于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具体体现，是新中国外交与旧中国外交的根本性区别，它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时代，这一基本立场和思想精髓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弘扬。
其二，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必须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和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或亲疏。国家利益至上，而非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是新中国和平外交的根本出发点。
其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为了实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长期而艰巨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我们“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建立和巩固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是坚持新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绝不搞侵略扩张，永远不争霸、不称霸。即使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虽然“国际统一战线”的性质、功能和形式都已今非昔比，但是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的情形下，“国际统一战线”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依旧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其四，“和平与发展”之新的时代主题的认定，是“和平共处”外交向“和平发展”外交全面转型最重要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既系统总结了此前国际形势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特征，又深入分析了此后国际形势进一步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和主要路向，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判断国际形势和对新中国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外交政策进行全面调整和全面转型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
其五，“伙伴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必然选择。在新时期，新中国外交在理念、战略和政策最大的调整和创新，主要反映在全面实现了自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初期的“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向“后冷战”时代“伙伴关系模式”的变化。在这一新的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和重大进展。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所倡导建立的“伙伴关系模式”，是中国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高，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而作出的外交选择。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外交，是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战略和政策的新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坚持，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目标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洞察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顺应并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齐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绘制了蓝图，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使中国外交站在了时代发展潮流的前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生命力，赢得国际社会普遍赞誉。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其独特鲜明的理论价值，为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理论宝库、进一步开拓人类共同发展的新道路、积极拓展中国国际话语权、重构新型国际关系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党委组织部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