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祖坤，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黄小军，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吴莹，女，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如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跨越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云南以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为遵循，基于自身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发展的伟大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云南特点的跨越发展之路。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70 年;实践

　　一、跨越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马克思晚年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的跨越理论。他在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剖析中，揭示了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提出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论断，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跨越发展具有重大启示作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跨越理论成功揭示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具有选择性和多样性。

　　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从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中获得了科学的方法论，即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作用中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矛盾运动。列宁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变成了实践，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大地上得以建立，成功实现了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俄国的成功实践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辛探索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为中国跨越马克思提出的“卡夫丁峡谷”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标志着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成熟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由此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新时代，对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做出了深刻回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发展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前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回答了一个东方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如何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破解了东方落后国家在完成社会制度的跨越之后，社会生产力跨越发展的难题，不仅开辟了马克思跨越发展理论的新境界，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云南跨越发展的基本依据与实践逻辑

　　云南地处边疆，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具有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特征。边疆民族地区有其特殊性，其自然条件与发展环境相对于内地其他区域较为恶劣，并且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与市场发育程度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区域，因而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也必然有其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云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边疆民族地区如何根据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成就，成功解决了生产关系制约下的生产力发展困境，不但使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全面建立，也使得曾经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得以全面提升，初步探索出了一条边疆民族地区实践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成功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在对省情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作出“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的基本判断，认为：“云南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大体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层次：一是独龙、怒、傈僳、布朗、基诺、佤、景颇、德昂等民族，以及分布在国境边沿一线的拉祜、苗、瑶等民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二是宁蒗、永胜、华坪等县的小凉山彝族尚处于奴隶占有制阶段;三是傣、阿昌、藏、哈尼、拉祜、普米等族以及部分纳西族，尚处于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农奴制社会;四是汉、回、白、纳西、壮、布依、水、蒙古等民族以及部分彝族，已和祖国内地汉族一样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云南边疆及省际边沿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民族地区、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总体上看，这些地区经济上属于封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以农民土地所有制代替土司、地主土地所有制，以人民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土地统治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这些民族与全国、全省人民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基于对云南省情的科学认识，按照党中央“慎重稳进”方针，各少数民族基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且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多层次不平衡的特征，采取了“直接过渡”“和平协商”“缓冲土改”等特殊政策，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顺利完成。从不同的历史起点出发的各民族在跨越一至几个发展阶段后，全部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为云南开启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后，作出了云南“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的重大判断，这是对云南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明确提出，虽然在特定条件下，云南可以跨越一个或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但却不能离开自身的发展现状。相对发展落后的民族，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通过继承本民族自身的合理内核，激发自身的内在活力，才能实现自立自强，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促使传统的少数民族转型成为现代的、先进的少数民族。为此，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是改革开放后云南面临的首要任务。以此为方向，云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次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跨越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全面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南考察并发表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事关云南全局和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殷切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云南从新的省情出发，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的新要求，创新发展思路、完善发展路径，在更高起点上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通过实施一批强基础、惠民生、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工程，破解跨越式发展瓶颈;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使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通过加强创新驱动，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建设，推动创新协同发展，激发民营经济的创新创业活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企国资、投融资、财税金融、电力体制、分配制度等重要领域改革;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守好云南构筑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阵地，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扩大开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抓手，扎实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通过推动跨越发展，云南各族人民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云南建设成为了日益繁荣富强的新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经济实力得到新提升。“经济总量从居全国第 24 位升至 2018年全国第 20 位，达到近 1.8 万亿元，地方公共财政总收入达到 3700 多亿元，分别比 1952 年增长 205倍和 1988 倍。2019 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2%，保持了较快发展速度。”“五网”建设扎实推进，“两型三化”产业转型加快发展，“三张牌”打造成效明显，区域协同发展融合并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得到新发展。“11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从原始生产生活状态一步跨千年，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民族地区主要发展指标年均增幅多年来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独龙族、基诺族、德昂族已率先实现整族脱贫，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突破。绿色发展理念深植民心，“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以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以长江为重点的六大水系保护修复等为重点的八个标志性战役，积极开展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和绿色创建，深入开展城乡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固，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稳步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部署，加快建设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云南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社会民生保障得到新改善。“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底的 21.7% 下降到 2018 年底的 5.39%，2020 年将如期全面完成脱贫任务，云南各族人民将与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全面进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新时代，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党的建设质量得到新提高。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全面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为云南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各民族从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整体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后，云南从解决温饱到整族脱贫，以独龙族为代表的“直过民族”实现了整族脱贫为标志，实现了社会发展形态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在解放初期社会制度层面跨越的基础上，完成了社会生产力层面的跨越，这些“直过民族”摆脱了延续上千年的贫困，实现了从不能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的伟大飞跃。在实现了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阶段的两次跨越之后，云南正处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也就是进入到从更高层次、更高品质推动跨越发展的新时期。这里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具有深刻内涵和时代意义，它是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是以超常规的思维方式、超常规的手段办法，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适应省情新变化，着力解决云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云南把握重大历史机遇和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发展，满足人民需求升级的必然要求;是欠发达地区奋起直追、保持持续快速发展，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

　　三、云南跨越发展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为边疆民族地区，云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自然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突出、发展潜能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云南围绕如何实现跨越发展进行了艰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边疆经济后发赶超、以“同”为核心的边疆治理、建构多民族和谐共生的边疆民族关系、边疆党建创新等促进跨越发展的理论认识，比较成功地回答了“边疆民族地区为什么要跨越，如何实现跨越”的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推进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积极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边疆经济后发赶超路径。

　　经济后发赶超既是一个发展的范畴，又体现了发展的特例，是打破常规发展次序的一种跳跃式发展。类似于云南这样的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地区，其后发赶超必须要选择好模式和路径。主要应有利于发挥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的比较优势与充分吸纳发达地区成功经验的后发优势;有利于最大程度吸纳劳动力就业，发挥人力资本潜在优势;有利于改进、消化、吸收现成技术创新成果形成自我的技术创新体系;有利于快速推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与人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后发赶超”是一个动态过程，很多不确定因素相互牵制;“后发赶超”是一个多维坐标，多重效益优化与多重效率优化相互交织;“后发赶超”充满了辩证哲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长远发展与近期发展、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内部发展与外部发展相互影响。

　　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方式粗放，生态环境脆弱，人们思想观念落后，开放程度不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面临的最急迫任务就是如何找寻一条突破常规的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的转型目标。“在无限的发展链条中，每一现象的发展过程往往是互为因果的。”云南的历史省情和现实省情决定了必须走“后发赶超”的跨越发展道路，而且云南也具备走这条道路的优势和条件。今天，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归根结底在于科学研判云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认识云南发展存在的弱势和风险，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牢牢抓住国家赋予的各项重大历史机遇，通过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激发发展活力，在较短时期内完成了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生产方式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从云南对经济后发赶超的成功探索可以看出，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既不能急躁冒进，陷入超越阶段的空想论，也不能墨守成规，陷入固步自封的停滞论，而必须是结合实际，抓住机遇，打破常规，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高速与可持续发展。

　　（二）积极探索推进以“同”为核心的边疆治理实践。

　　治国先治边。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边疆民族地区具有许多特殊性和差异性。从空间角度看，边疆民族地区呈现特殊的空间特征，主要体现为领土边界的地理空间、价值多元的政治空间、利益延伸的经济空间、同族同俗的文化空间、宗教盛行的社会空间、敏感脆弱的生态空间。为此，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必须坚持把国家治理的普遍性和边疆治理的特殊性紧密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同”与“异”的辩证关系，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进一步增进政治共识之“同”，最大限度地尊重包容不同利益诉求之“异”，最终达到共同建设和谐边疆的目标。云南在边疆治理实践中，围绕“边疆”和“民族”两个关键词，逐步探索出以“同”为核心的边疆治理体系，即坚持民族团结同心、科学发展同步、民族文化同彩、社会和谐同创、美丽家园同建、边疆安全同担、奋斗目标同向，有效解决了在边疆社会建设实践中的诸如国家安全、民族与宗教、政治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等特殊问题。

　　以“同”为核心的边疆治理体系，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民族团结同心是主线，科学发展同步是基础，民族文化同彩是纽带，社会和谐同创是保障，美丽家园同建是关键，边疆安全同担是底线，奋斗目标同向是根本。这一治理体系就是牢牢抓住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命线，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正确解决历史形成的民族矛盾，消除民族隔阂，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团结。通过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为各民族人民适应时代发展步伐，融入社会文明进步创造机会、提供条件;通过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形成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通过推动民族工作社会化，打牢边疆治理的基础，形成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各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通过推动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文化相知相亲相惜，使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深化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通过加强民族法治建设，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提供法治保障;通过建立一支懂政策、贴民心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巩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地位。

　　（三）积极探索建构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新型民族关系。

　　云南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疆民族省份，民族工作历来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云南省不仅有25 个世居少数民族和全国所有的民族成份，而且拥有大量在境内定居生活的跨境民族及外国人。同源异流、异源合流，又源流交错的各民族之间，大多具有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融、商缘相通的特点，彼此之间经济上有互补、生活上有互助、文化上有互动。”云南的多民族聚居省情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缩影。在努力探索云南民族工作道路的实践中，通过深刻把握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科学分析多民族共存聚合的基本省情，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谋划和推进民族工作，增强研判新形势下民族问题新趋向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通过建立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工作机制，掌握了建构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主动权，使团结友爱、互惠共生、共同发展、关系和谐构成了云南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牢牢把握民族团结生命线，以全面小康同步、公共服务同质、法治保障同权、精神家园同建、社会和谐同创为抓手，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主要实施了十个方面的重大工程，“即在民族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保障、民族文化繁荣、民族教育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干部培养、民族法制建设、民族理论研究、民族工作创新、民族关系和谐十个方面做出示范”。为解决多民族共存的“一体”和“多元”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坚持“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的思想，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基础;坚持“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理念，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基础;坚持“绝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绝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的承诺，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的发展基础;坚持“各民族相知相亲相惜，交流交往交融”的社会建构，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的社会基础;坚持“民族团结不仅是价值符号，也是行为规范”的治理原则，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的制度基础;坚持“不会做民族宗教工作的干部不是云南的好干部”的组织保障，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的组织基础。各族群众充分认识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离不开，创造了民族工作的“云南经验”，形成了民族团结的“云南现象”。

　　（四）积极探索推动基于特殊执政环境的边疆党建创新。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与内地和沿海地区不同，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环境具有特殊性，呈现出区域性、民族性、宗教性 、国际性、敏感性、复杂性等多因素叠加的特点。

　　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是领导边疆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云南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紧紧围绕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通过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开展边疆党建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增强党领导边疆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有力地巩固了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地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树牢政治信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结合民族文化，推出以“五用”为特色的基层理论宣讲品牌。加强党性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开展以党员干部为重点的整风运动、“三基本”教育轮训、“三讲”教育、“三观”学习教育、解放思想大讨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专题教育、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始终保持边疆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边疆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深入开展“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增强边境地区党员群众的国家、国门、国民、国防意识，不断夯实固边、稳边、兴边的组织基础，着力把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发展的坚强堡垒、维护稳定的坚固基石、抵御渗透的钢铁长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把党的作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集中解决边疆民族地区各级党组织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整治“四风”问题，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效确保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云南对跨越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有力推进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成功实践不仅彰显出独特的制度优势，而且也极大地提升了边疆各族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认同。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中，需要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中深化对跨越发展的认识，推进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提高各方面制度的整体优势，不断增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