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深入阐述。2024年10月15日至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内涵深刻、思想精深、论述精辟，为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记录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光辉历程，展现了悠久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少数民族古籍所记录的民族历史、智慧、习俗、节庆、艺术、饮食文化等都是本民族的根基与底色，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资源，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意义重大。

　　数量多、题材丰富是中华文化多样性传承的宝库。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种类多、历史久、载体多样，是建构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宝库的重要基石。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古籍有10余万册(卷)在国家公布的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云南省入选的260部珍贵古籍中包含81部少数民族古籍，其中有彝文古籍63部，东巴文古籍10部，傣文古籍8部，占全省入选总量的31.15%;云南民间还有4万余种分布范围广、体裁多样的民族口传古籍流传，它记录了各民族，特别是无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来时与归路，记录了各民族的信仰和坚守，是追溯各民族源流、研究各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同时，全省各地还散布着相当数量的在全国独具特色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彝、白、傣、纳西、藏等民族或用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字，或用方块汉字及其变体，镌刻了许多碑碣与摩崖刻石，生动翔实地记载着本民族历史的变迁，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形式多样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宝贵见证。云南少数民族古籍在微观层面上是对各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进程的客观描述，在宏观层面上是反映中国历史多元一体的重要依据。自古以来，云南各族人民便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族际间的经商、通婚现象频繁，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渠道通畅。民族间文化互汇互融的程度从各民族口耳相传的创世神话中可见一斑。此外，随着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交流也日益增多，流传于中原地区的戏剧、曲艺等纷纷在少数民族地区流行起来，各民族的传统曲艺也相互交融。如深受群众喜爱的传统曲艺甲苏出现了彝文版的《董永记》《凤凰记》等经典唱书;白族传统大本曲中出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李翠莲上吊》《董永卖身》等传统戏剧曲目。还有，少数民族碑刻铭文也是体现文化交融的具体写照，同一块碑刻中镌刻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的情况在云南民族地区十分常见。以上均体现了民族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交汇。

　　古为今用是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在云南，很多民族都在文献典籍中或直接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其中所记载的很多民族医药知识都是经过时间检验，并且是民族聚集区的群众仍在使用的。如彝医药典籍《齐苏书》《医病好药书》《医病书》《药物配方书》《彝族药书》《治病简易方》，傣医药古籍《巴腊麻他坦》《刚比迪沙嫡巴妮》及藏族的《四部医典》《月王药诊》《晶珠本草》等。各民族医院可深入挖掘少数民族古籍中记录的有关民族医药的记载、处方等，实现传统民族医药与现代医学的有机结合，古为今用，共同为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服务，既体现民族医药的传承发展，亦可对民族地区医疗水平提升作出重要贡献。2003年，云南省彝医医院成为全国第一家省级彝医医院，彝医水膏药疗法、拨云锭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排毒养颜胶囊”等一批彝药成功申报国家民族药。2024年1月，迪庆藏族自治州藏医院成功加挂“云南省藏医院”牌子，成为了我省开展藏医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场所，迪庆藏医骨伤疗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医医院的广大傣医药从业人员不断从傣医药古籍经方中汲取营养，开展傣医适宜技术应用与人才培养工作，发掘整理出傣医传统经方、验方7000多个，傣药和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占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为71.43%。2024年11月，云南省傣医区域医疗中心落地该院，进一步赋能我省傣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全力挖掘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的当代价值与时代意义，不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真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本文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一般项目“文化传承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活化’实践研究”(项目编号：YB20241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