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与坝区的结构关系，即“山坝结构”，不仅反映了云南的基本地理特征，也代表了云南特有的民族分布结构，影响了云南民族关系的发展。近年来，山区民族逐步搬迁到坝区，传统的二元“山坝结构”开始改观，民族分布出现新变化，山区民族与坝区民族逐步实现多种形式的互嵌交融。文章基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三个案例，探讨了云南“山坝结构”中民族互嵌和交融的三种路径——家庭式嵌入、社区式嵌入和城镇化嵌入，展示出云南“山坝结构”中民族互嵌交融的新趋势。

　　关键词：“山坝结构”  民族互嵌  民族交融  云南

　　作者李永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曹津永，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副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一、问题的提出

　　山区与坝区的结构关系，即“山坝结构”，不仅反映了云南的基本地理特征，也代表了云南特有的民族分布结构，影响了云南民族关系的发展。

　　一些学者认为，坝子是那种不属于陡峭山坡，也不是高山的平缓地方。这个经过长期整合的社会文化系统也叫“坝子社会”。据有关统计，在云南，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坝子有51个，面积在50-100平方公里之间的有42个，面积在20-50平方公里之间的有112个，面积小于20平方公里而大于等于1平方公里的坝子有1635个，坝子总面积为25687.65平方公里，占云南国土面积的6.52%。在历史上，云南人用“川”“赕”“甸”等来描述坝子。居住在坝区的民族，如傣族、白族、汉族等被称为“坝子”民族，当地人也经常称其为“坝子人”;居住在山区的民族，如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等被称为“高山”民族，当地人也经常称其为“山头人”。学界经常用山地与平地、山头与坝子、山区与坝区、“高地”和“低地”，以及山区人与坝区人、山头人与坝子人、山地居民与平地居民这种二元的“山坝结构”进行民族关系分析。当代云南民族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山坝结构”亦在嬗变之中。随着山区民族逐步搬迁到坝区，“山坝”民族关系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日益加深，展示出云南“山坝结构”中民族互嵌交融的新趋势。

　　如同云南省的基本地理环境一样，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地理环境也呈现出“山坝结构”的特征。县内有山区乡镇和坝区乡镇之分;坝区乡镇内部也存在“山坝结构”，即有山区和坝区之分。新平“山坝结构”以水塘、嘎洒、漠沙等乡镇最具代表性。这三个乡镇地处哀牢山主峰地段。水塘镇国土面积为302平方千米，最高海拔3137米，最低海拔530米;有8个村委会和1个社区，86个村民小组，生活着彝(腊鲁人和拉乌人)、拉祜(苦聪人)、傣(傣洒人)、汉等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5.1%。嘎洒镇国土面积为415.6平方千米，最高海拔1960米，最低海拔510米，有12个村委会和5个社区，227个村民小组，生活着彝(腊鲁人、尼苏人和山苏人)、拉祜(苦聪人)、哈尼(糯比人)、傣(傣洒人)、汉等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1%。漠沙镇国土面积684平方千米，最高海拔2250米，最低海拔420米，有15个村委会和3个社区，284个村民小组，生活着彝(腊鲁人、尼苏人、山苏人)、拉祜(苦聪人)、哈尼(糯比人和卡多人)、傣(傣雅人和傣卡人)、汉等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9.4%。通常情况下，彝、哈尼、拉祜、汉等民族居住在山区，傣族和部分汉族居住在坝区。生活在红河两岸高山上的民族，包括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和部分汉族都被称为“山区民族”或者“山头人”，生活在红河河谷地区的傣族被称之为“坝区民族”或者“坝子人”。除了汉语中有“山头人”和“坝子人”的区别之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有关山头人和坝子人的表述方式，如尼苏人彝语称山头人为“博克泼”，称坝子人为“赤博米泼”;傣雅人傣语称山头人为“卡窝撩”，称坝子人为“傣干咚”;卡多人哈尼语称山头人为“苦比苏”，称坝子人为“底莫苏”。近年来，在新平县，因精准扶贫、生态移民、水库移民以及自发搬迁等原因，到坝区来居住的山区民族越来越多。

　　本文在新平各乡镇的田野调查主要包括三个时段，即2019年10-11月、2020年7月、2021年1-2月。本文作者之一出生于这一地区，对新平县的“山坝结构”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况有着长期深入的了解。

　　二、家庭式嵌入——水塘镇小麻卡村的案例

　　水塘镇位于哀牢山中段的高山和河谷地区。哀牢山从山顶到河谷由一条条山梁(当地称“梁子”)构成，每一条山梁上有一个村委会。水塘镇北部的高海拔山梁上有旧哈、南达、大口、波村等村委会，居住着彝族、拉祜族和汉族人;而低海拔河谷地区则是现刀村委会，居住着傣族人。小麻卡村是现刀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距离水塘镇大约10公里，水塘至者竜的乡村公路从村寨边上通过，交通十分方便。在距离小麻卡村1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傣族村寨叫大麻卡村，小麻卡就是从大麻卡分出来的，最先分出来的时候只有5家人，后来发展到了15家。在2002年8月的哀牢山“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前，小麻卡是一个纯傣族村寨，共有15户64人。在“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政府决定从高山地区搬迁27户灾民到小麻卡村，27户中有20户彝族，来自大口村委核桃坪村;有7户汉族，来自大口村委会董家排村。外来的27户和原有的15户加在一起共42户，小麻卡从一个纯傣族村寨变为多民族村寨，主体民族由傣族变为彝族。搬迁户所隶属的大口村委会位于小麻卡背面的山头上，与现刀村委会同属于水塘镇，属于垂直性的“山坝结构”。在小麻卡安排了地质灾害搬迁户之后，小麻卡村被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搬迁户居住，下半部分是傣族人居住。有的人用“现刀小麻卡人”表示原来的傣族人，用“大口小麻卡人”表示搬迁户。灾民的迁入使小麻卡村有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义，嵌入式的社区生活环境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村民们相互帮助，开始了共同的社区生活，搬迁户融入当地社会之中。

　　小麻卡村的刀先生是一个傣族小商人。2002年8月的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导致了大规模的灾民搬迁，仅水塘镇就有65个村民小组的2225户8551人需要搬出地质灾害风险地区。刀先生那时经常在搬迁村寨打工或者开临时小餐馆，他有2个女儿，也常常在餐馆中帮忙。在27户灾民搬入小麻卡之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刀先生既开餐馆又要耕地，总是忙不过来，搬迁户中的一个汉族小伙子经常到餐馆吃饭，有空时常来帮忙，刀先生的女儿也在餐馆，他们就这样认识了。久而久之，小伙子与刀先生的大女儿恋爱了，双方家长都同意汉族小伙子做傣族的上门女婿。刀先生对笔者说：灾民搬迁给我们家的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一个满意的女婿和一个干儿子(一个来自四川的汉族打工者)。遗憾的是，刀先生在女儿结婚半年之后病逝。

　　魏先生就是到刀先生家上门的汉族女婿，他身高1.7米左右，肤色偏黑，体格健壮，一看就是一个“山头”人。2021年初，他是小麻卡傣族社的连任小组长，已经连续担任了6年。他说：

　　我从小在一个叫“大田”的汉族村寨长大，在家中排列老三，所以，人们都称我为“魏三”。我是小麻卡村的组长，妻子是小组里的党支部书记。我的岳父于2004年去世，他的汉族干儿子在他过世后回四川老家了，岳母后来又找了一个老伴，是双柏县的彝族人，也是来这里打工认识的，所以上门了。我们的大儿子已经14岁，读初中，小女儿还未上学。我们家已经是三个民族组成的家庭了——彝族、傣族、汉族。我的继父是彝族，岳母和妻子是傣族，我是汉族，是一个真正的多民族家庭。我们的孩子是傣族，两个孩子讲满口的傣话。我在傣族人家上门已经有19年，作为傣族的女婿和村寨的小组长，我已经能听懂傣语，只是不经常讲而已。

　　小麻卡村“山坝”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在日常生活和生计劳动中实现的。自从灾民搬迁到小麻卡后，傣族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得到解决，因为搬迁户在当地没有耕地，他们希望有较多的打工机会，而傣族人种植甘蔗、橙子、柑橘等刚好需要劳力，双方的需求是互惠互补的。傣族人一般种植两种甘蔗：交给糖厂的榨糖甘蔗和出售给外地老板的水果甘蔗。榨糖甘蔗价格低，每吨400-500元，糖厂又经常拖欠款项，村民不太喜欢种;水果甘蔗价格高，每吨1100-1200元，外地老板来收购的时候付现金，人们都喜欢种水果甘蔗。无论是种植哪种甘蔗，都需要很多的砍蔗工。当商人来收购的时候，傣族人就会请工帮助，同村劳力当然是首选，距离短又相互认识。笔者调查的时候，恰逢有一家砍甘蔗，他们就是请工砍的。砍蔗工通常为12人一组，8个男性，4个女性，男人负责砍倒甘蔗和装车，女子负责捆绑甘蔗。砍蔗工有傣族、彝族和汉族人，无论是请工还是换工，都要提供一顿午餐。他们用“新天力”拖拉机将甘蔗从地里拉到公路边，在过秤之后再装到收购者的大车上。每辆拖拉机车可以拉4.5吨，每辆大车可以收购20-30吨。通常情况下，傣族人的甘蔗收入每户每年在3万-5万元之间。

　　搬迁户没有耕地，只有一个10平方米的菜园子，由于距离老家的耕地太远，他们需要新的生计方式。换言之，嵌入当地社区的家庭需要新的经济模式。与傣族人的情况不同，小麻卡村搬迁户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打工和养猪，他们也会回老家种玉米和管理果树。他们具有丰富的养猪经验，在小麻卡村，搬迁户平均每家养猪超过10头，小组长王先生是一个彝族人，他家养着80头猪。村里养猪最多的人家有200多头猪。2020年猪价上涨，可以说到达历史最高价格，活猪每公斤38元，养猪人的脸上都露着笑容。肉价上涨了，猪的成本价也随着上升，猪仔价格每公斤在85-140元之间波动，购买一个猪仔价格在1500-2000元之间，养猪还需要玉米、饲料，要打疫苗，除劳动力以外的所有成本加起来，每头猪的成本在4000元左右。如果大猪在150公斤左右出售，能有5500元左右的收入，减去成本，每头猪的利润在1500元左右。除了养猪之外，王组长还到外地做猪生意，他们到楚雄州双柏县、普洱市镇沅县等地买猪仔到水塘镇内出售，在饲养和买卖猪仔的过程中，彝、傣、汉、拉祜等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十分频繁。

　　高山家庭嵌入到坝区的小麻卡村，他们的文化交流以互嵌社区生活环境为基础。随着交往的增多，小麻卡村的互嵌与交融在文化习俗中得到体现。陶先生是小麻卡村的傣族人，他家里有3人，夫妻2人和一个22岁的儿子。他与同村的搬迁户结成亲家(儿子的干爹)，结亲家的方式是根据傣族风俗进行的。他说：

　　前几年，我的儿子病多，需要通过仪式找到一个老干爹，我们叫亲家，傣语叫“布峦”。于是，我就在村子边上搭桥等人来，我的汉族亲家早上抬自来水管子，碰到了，第一个碰到的人就是仪式里要找的人，他是从大口村委会搬迁下来的。我和儿子在一边等候，然后，老周过来了，我就请他帮我家杀鸡，他同意了，我们一起回到家里给孩子取名字，我的孩子被取名为“桥顺发”，傣语叫“塔霍”，他就成为我儿子的干爹了，儿子也开始喊“干爹”。我们傣族还有一种拜干爹的仪式叫“支水碗”，傣语叫“德万南木”，取名必须有“水”字，或者带着取名者的姓;如果命中必须找姓“刀”的人做干爹，名字之中要有“刀”字。我们找到干爹后，我和儿子的干爹就成为“亲戚”了。我们拜完干爹之后就开始来往和相互帮助。前三年我们都要去给干爹拜年，拜干爹之后，大小事都要来往，杀猪吃的时候都要互相请吃饭;如果碰到农忙或者家里办大事，都要相互帮忙。

　　陶先生认为，没有汉族村民搬迁户就不会有汉族干爹，他要感谢搬迁户为他解决了文化习俗上的难题。现在，他的儿子在外地打工，自己和妻子家里种水稻、玉米、冰糖橙和甘蔗。陶先生和他的干亲在收谷子、砍甘蔗、收玉米等农忙的时候相互帮助，从不收费用，也不记换工账，在民族节日和重大活动中相互邀请。陶先生为儿子找到了干爹，与一个汉族的搬迁户结成了亲戚关系，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之间称为“亲家”，建立起了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亲戚关系。

　　小麻卡村由泥石流灾害搬迁而形成的家庭式互嵌，以及由此产生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方式对民族团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彝族、傣族和汉族的村民都认为，小麻卡村的三个民族不仅相互通婚，还在红白喜事、砍甘蔗，栽秧等农忙季节相互帮忙。魏先生说：

　　小麻卡村自从搬迁之后，有4个汉族女子嫁到小麻卡村来，有3个傣族女子嫁给了汉族家庭。老岳父过世的时候，奶奶过世的时候，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人都来帮忙了，在村里不分彼此，不分民族，人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到需要帮助的人家里，这是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的结果。

　　小麻卡村的家庭式嵌入改变了“山坝结构”中山头人和坝子人不通婚的状况，也让村民能讲或者听懂不同民族的语言，特别是搬迁户的后代都在傣族地区的小学上学，孩子们都能讲流利的彝语、傣语和汉语，各民族的孩子们在学校中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哀牢山是地质灾害的高风险地区，能用于安全居住的土地有限，在山上居住的群众积极响应政府组织的搬迁，以家庭为单位嵌入搬迁社区中，他们与当地群众共同创造了新的社区生活环境。

　　三、社区式嵌入——漠沙镇小坝多村的案例

　　漠沙镇是哀牢山山区和坝区结构十分明显的多民族乡镇。漠沙镇小坝多村委会的拉祜族苦聪人多年处于贫困状态。该村委会的香箐棚、红星、竹棚寨、瓦房属于纯苦聪人村寨，先锋和新寨属于拉祜族、彝族和汉族杂居村寨。为了解决苦聪人的贫困问题，当地政府启动了精准扶贫项目，将苦聪人从高山地区搬迁到河谷热坝地区。搬迁不仅可以解决苦聪人的经济贫困和发展问题，还可以推进苦聪人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苦聪人自古居住在哀牢山原始森林附近的深山里，他们的居住区域因为海拔太高无法种植水稻。他们与外界接触不多，住房极其简单，是一种被称之为“三脚落地”的草房。后来，他们搬迁到森林边缘地区，20世纪80年代开始盖瓦房。他们盖的瓦房多是平房，基本没有楼层。苦聪人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一直是扶贫工作的重点帮扶对象。对于深山中的日子，苦聪人至今记忆犹新，年近80岁的左老人说：

　　我们苦聪人最早的时候住在深山老林中，不种水稻，只种玉米、土豆和蔬菜，吃肉主要靠打猎。我们将草乌、玉米、蔬菜和水果拿到坝区或者山区街子上出售，买回需要的东西。我们常去的有两个街子：双沟街和腰街，但是，双沟街太远，需要在路上住一夜，我们主要去腰街赶集。有一次，我背玉米到腰街卖，鸡叫头遍就起床，深山中光着脚，来到小坝多村才天亮，那个时候的玉米是8分一斤，我的一大背箩玉米只卖得9元钱，赶街的时候钱被偷了，饿着肚子哭着回家。还有一次是卖了玉米又买酒，放在身边，才不注意一下就被偷了。我们那个时候非常怕街上的人，卖完之后赶紧买完需要的东西就回家，赶街天都是两头黑。我们苦聪人在森林里的时候不种谷子，搬迁到小坝多后才开始种小红米，俗称“蚂蚱谷”，但产量不高，生活一直不好。

　　为了彻底解决苦聪人的贫困问题，当地政府通过整合资金，开始实施“异地搬迁”项目，将山区苦聪人村寨以社区嵌入的方式直接搬迁到傣族河谷地区。项目点被选择在漠沙镇峨德河“新三”二级公路南侧的红河岸边，海拔在490米至510米之间，距离新平县城约40公里，距离红河仅有1公里。整个搬迁点共有搬迁户209户790人，其中，拉祜族苦聪人有143户，彝族和汉族有66户。彝族和汉族被称为“随迁户”，属于生态和地质灾害搬迁。搬迁户来自漠沙镇小坝多村委会的香箐棚、红星、先锋、瓦房、竹棚寨、新寨等村寨。搬迁点共有10排房屋，每排有10-30家不等。项目于2017年7月开始，2019年底结束。有的人家2019年春节就开始提前入住，到现在已经是住了三个春节。

　　所有的搬迁户均没有划拨耕地，宅基地建筑面积在40-80平方米之间，建筑面积和资助程度有苦聪人和非苦聪人之分，苦聪人中又有家庭成员有无正式工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之分。所有非拉祜族苦聪人家庭，都属于地质灾害搬迁或者随迁户，都没有建房补助，只有一个宅基地，建房费用全部自己出。所有苦聪人家庭，政府补助5万元，剩余部分自己出;建档立卡户基本不出钱，贷款也不要利息。如果苦聪人家庭中有政府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则不享受5万元的补助，只给一个宅基地。另外，建筑面积与家庭人数相关，家庭成员数目有5个以上的可建盖80平方米，4个人的建盖70平方米，3个人建盖60平方米，1个人的盖42平方米。由于搬迁点距离高山老家约20公里，为解决日常蔬菜问题，每个家庭提供5平方米的菜地，如果还不够，家旁边的绿化地可以用来种蔬菜。搬迁点的苦聪人并没有按照他们居住在高山上的村寨聚居，而是完全打散，通过抽签决定自己的住房位置。抽签的结果，大部分苦聪人都与其他民族的家庭为邻，所谓“嵌入式”社区的居住环境由此形成。

　　搬迁点的房屋是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相同面积的房屋在结构、外形、颜色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外人看不出来苦聪人的房屋与汉族和彝族人的房屋区别，只有个别人家在政府设计的基础上自己盖到三楼。户与户之间的距离通常在1.5米左右，如果是小户型，距离在2.5米左右，他们有足够的空地种植蔬菜和绿化。所不同的是，绿化是统一的，树种通常以芒果树、木瓜树、万年青树、凤凰树等为主。代表苦聪人村寨的龙树也被种植在村寨后方的山梁上，距离村寨100米的地方，是一棵万年青树。农历二月第一个属牛日所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祭龙节就在这棵龙树下进行，龙树是苦聪人搬迁点的护村之树。

　　苦聪人搬迁到热坝地区之后，生活环境、生计、民族交往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首先感觉到的是炎热无比的河谷气候，夏天经常超过40度，这让居住在高山深处的苦聪人在开始的时候非常难以适应，特别是苦聪老人经常身着传统服饰，苦聪传统服饰源于高山气候特点，妇女包头长度在3米左右，加上胸前的花围腰，防寒意义十分明显。尽管如此，苦聪老人们都戴着长包头，不离开传统。一个老人说：

　　天气热的时候，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都不敢走出家门，只能呆在屋里。5点之后出来走动，门前地上烫得受不了，就像在热锅底一样。热的时候，身体不好就容易睡着，有人说“可能会睡死的”。在没有空调的时候，我们在草席上浇水，在上面睡觉;现在买了空调，好多了。我们在老家山头上的时候，吃得不好，但是从来不病;这里吃得很好，但是经常生病。我有76岁了，从未打过针，但是，我今年第一次因生病打针了。

　　苦聪人搬迁到坝区之后，生计主要靠打散工。他们基本上不再回老家种地，因为太远了，又没有交通工具，会骑摩托车的人偶尔回到山上管理核桃，种玉米。但是，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回到山头上，那里的房子已被政府用推土机推平了，即使回老家种地也必须当天返回搬迁点。搬迁点的生活环境让苦聪人拥有了更多的生计方式，他们天天都为搬迁点周边的傣族、彝族和汉族村寨和外地种植老板打散工。他们帮傣族砍水果甘蔗，帮彝族和汉族砍榨糖甘蔗，帮外地种植老板修剪柑橘果树，采摘果子等，每天工资在80-150元之间。如果用工者有车接送，每天工资在80-120元之间;如果打工者自己骑摩托车去打工，每天工资在130-150元之间。工资多少取决于劳动强度，有时候计件付费，多劳多得，如砍甘蔗，摘柑橘或者橙子，装水果等，每人每天接近150元，修剪树枝在130-150元之间。有时候按劳动时间付费，一个小时10元，男女同工同酬。如果每个月工作20天就接近3000元，整年下来，一个劳动力的年收入在3.5万元左右，如果有2个劳动力，就会有7万元左右的年收入，与在高山种植玉米相比，收入成倍增长。

　　由此可知，扶贫搬迁项目对改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与高山生活相比，苦聪人更喜欢搬迁之后的生活，他们认为高山地区几乎无工可打。搬迁下来之后，周边彝族、傣族和汉族村寨以及外地老板需要临时工时，都会到搬迁点找人。王先生是经常打散工又不会骑两轮摩托车的苦聪人，他说：

　　周边村寨的人都知道搬迁点可以找到临时工，都会到我们村找人。很多人打了一次散工之后，就相互记着电话号码，用工者需要人时就打电话，打工的人接到电话后直接过去。但是，我不会骑两轮摩托车，我只会骑三轮摩托，追不上别人，我需要用工者接送，所以，我的工资低一些。我们不会骑车的人经常临时组合，那些会骑摩托车的人则有自己的小组。我们去修剪果树枝，采摘柑橘和橙子，砍甘蔗等。

　　苦聪人除了在搬迁点附近村寨打工之外，还到县城和省城昆明打工，有的人还跟着朋友到广东、福建等外省打工，有的人家还开着小卖部，做生意。对于以前的苦聪人来说，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苦聪老人们也有一些困惑，他们看到年轻人和中年人很快融入当地社会中，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搬迁点不像高山地区，既没有牛羊又没有耕地。打工不需要他们这些老人，因此，这些老人感觉发挥不了作用。在搬迁点，我们经常看到老人在门前的空地上栽菜，浇菜水，这是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几乎每户人家的门前和周边空地上都种满了蔬菜，包括莲花白、苦菜、白菜、莴笋、萝卜、红薯、蒜苗、韭菜、葱、芹菜、薄荷等。

　　社区嵌入式生活不仅为苦聪人拓展了生计空间，还为他们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恋爱婚姻机会。由于嵌入式的社区生活环境和各民族村寨之间的嵌入式联系，苦聪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越来越多，苦聪青年人与其他民族的青年人恋爱并结婚。苦聪人生活在深山里的时候从来没有与傣族人通过婚。搬迁之后仅仅两年，就有苦聪男孩与傣族姑娘谈恋爱和结婚，有一个傣族女子嫁进苦聪人家。2021年初，有3个傣族姑娘与苦聪小伙子热恋，有4个苦聪姑娘嫁入傣族村寨。高山苦聪人与热坝傣族人婚恋状况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苦聪人连傣族寨子都不敢去。苦聪人现在跟汉族人和彝族人通婚的情况则相当普遍。

　　搬迁之后，苦聪人的日常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搬迁后他们也会碰到一些实际困难，但他们再也不愿回到森林深处，去过那种“刀耕火种”“居无定所”“怕见陌生人”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愿意与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逐步适应这种相互嵌入的社区生活环境和新的社会网络关系。社区式嵌入是村寨整体性嵌入方式，主要动力来自政府的扶贫政策，以及生态移民、地质灾害移民、工程移民。当一个社区嵌入多民族地区之后，它们以整体的方式与当地社区发生关系，个体在社区重建中发挥作用。在当代社会中，社区式嵌入是比较普遍的。作为政府主导的搬迁方式，社区式嵌入将是未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路径。

　　四、城镇化嵌入——嘎洒镇千家寨的案例

　　嘎洒镇曼哈社区，在民间被称为“千家寨”，是一个在集镇中完全通过扶贫搬迁建设的大村寨，是城镇化嵌入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千家寨位于嘎洒集镇的南部，彝族、拉祜族、哈尼族、汉族等来自高山地区的不同民族搬迁到这里，来自半山区地区的傣族也迁入千家寨中，成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城镇化建设和民族团结示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千家寨的土地属于嘎洒镇曼雅村委会的多个小组村寨，政府征用之后，用于搬迁建设。工程从2016年4月开始，2018年底完成入住，投资3.7亿元。

　　这里的集市贸易在当地享有盛誉。嘎洒镇集市在1949年前是贸易交流的中心地区，也是民族交流的主要场地。新平县城85岁的老人易先生说：

　　嘎洒街在解放前就享有盛誉，这里是云南省最大的草皮街，来自景东、景谷、镇源、双柏、墨江、峨山、澄江、通海、玉溪等地的商人在这里进行贸易。夏天之时，由于天气炎热，商人们赶完街当天就离开嘎洒了。商人们一般都在集市日头天来到蒿枝地村住，集市当天从蒿枝地到嘎洒，赶完街后又回到蒿枝地村住宿，不在嘎洒住的原因是热带常常发生疟疾病，也称瘴气病，一旦得了这种病，大部分是要死亡的。但冬天就不一样了，由于气候不热，很多商人就住在嘎洒。草皮街是集市贸易，各路商人汇集在那里，每个集市日都有150-160匹马驮来各种货物。起初的嘎洒街除了傣族人之外没有别的民族居住，后来李润之、李昆等人都来嘎洒建盖房屋，开设赌场，市场越来越兴旺，名声远扬。

　　如今，嘎洒镇是新平县第一旅游大镇、第一工业大镇、玉溪市最大牲畜交易市场，集镇商贸发达。将城镇化嵌入的搬迁方式选择在嘎洒集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千家寨占地575亩，共安置嘎洒镇5个村委会49个村民小组的搬迁户586户2196人，其中彝族占43.91%，汉族占30.99%，哈尼族占16.11%，傣族占3.84%，拉祜族占3.49%，白族、苗族、回族、藏族、蒙古族、佤族共占1.66%。在586户人中，有建档立卡户98户349人，占搬迁总人口的15.89%，有地质灾害搬迁户174户，随迁户和贫困户412户。千家寨的村民都是从高山地区搬迁到坝子集镇上来的，他们是云南省玉溪市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千家寨实行统规统建，即政府统一设计规划，统一建设施工，统一使用项目资金的原则，对不同民族的建档立卡户给予了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拎包入住。按照规划，每户占地面积为120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100平方米，20平方米用于庭院绿化。最初有10个户型，经过村民选择之后，按照3个户型进行建设。千家寨共有575亩土地，仅安排586户搬迁户，他们不仅有阅览室、篮球场等公共活动产地，还有足够的绿化空间，每户门前的街道宽敞，绿化树种多样，进入千家寨就像进入了绿色别墅区。除了绿化树木，很多人家都在房前屋后种植蔬菜，过上了让人羡慕的小康生活。

　　千家寨的搬迁户入住之后，山区老家的房子就被推倒了。回老家从事劳动的人也不多，毕竟太远了。千家寨按照建立社区嵌入式生活环境进行搬迁，搬迁户中有汉族、彝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所有人家都没有耕地和菜园子，搬迁户的经济收入和日常生活费用通过打工、做生意等方式解决，也可以回老家摘水果、核桃作为补充。为了实现“务农”向“务工”的转变，当地政府为他们进行了各种职业技术培训，如党员先锋夜校、厨师技能培训、水泥工技术培训、刺绣培训等，让群众掌握一门实用技术，为搬迁安置和劳动力转移就业打下基础。同时，当地政府还劝说集镇驻地单位、企业、安置点施工队等，将建筑工、矿工、餐饮、环卫等岗位优先让给搬迁户剩余劳动力。千家寨很多人在当地企业中打工。还有一些人依托自己的房屋进行创业。目前，千家寨中有9家小卖部，有米线馆、烧烤、餐馆4家，谷种、化肥、理疗店、农家乐、茶室、土特产等18家，云南山泉代理1家。

　　为了便于管理和发挥交流互助作用，2019年千家寨正式被命名为“曼哈社区”，下设9个村民小组。虽然“曼哈社区”已经成为政府正式命名的名称，但是，民间还是称其为“千家寨”。“曼哈社区”只有在官方的文件中才使用。曼哈社区的建立使人们具有更为重要的认同意义，他们虽然是“山区人”，但他们以集镇人口为自豪。

　　千家寨建立了“山坝”民族互嵌和交融的社区生活环境。社区中的民族以彝族为最多，占43.91%。少数民族占总搬迁人口的69.01%，汉族占30.99%。但是，社区村民主要以汉语为交际工具，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等只有在本民族聚会时才讲民族语。千家寨中的各民族群众，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交流，开始相互“打弟兄”“做老表”“拜干爹”，山区、半山区的群众盛情邀请坝区傣族群众到家里做客，千家寨社区交融的特点逐渐体现出来。各民族关系融洽，相互通婚。千家寨二组党支部书记杨先生是哈尼族人，他的妻子是一个傣族姑娘，一位来自南蚌村的刀女士。他们是在赶花街的时候认识的，后来通过自由恋爱并结婚了。双方家长都没有反对，都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杨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他说：

　　山头人与坝子人的交往在我们的老辈人时代就密切的，但只交往不通婚。那个时候，傣族人染布所需要的土靛植物生长在高山深处，是山头人提供的，由于染料植物一年才成熟一次，中秋之后才能采集，所以，染布也大多在中秋之后进行。山头人把植物原料砍回来之后，放入挖好的池塘中，加入石灰，盖起来。植物腐化沉淀变成土靛，搅拌过滤后就拿到傣族地区的市场上出售。熬制土靛的时间是农历9-10月，傣族人此时可根据布的数量到市场上购买土靛;有的山头人会用拖拉机拉着土靛到傣族地区走村串寨地出售，傣族人得到土靛之后就开始进行一年一度的传统染布。虽然交往多，但是，那个时代的山头人和坝子人不通婚，今天就不一样了，不同民族可以相互通婚。

　　杨先生讲话的时候一直露出微笑，可以看出他们家生活得很幸福，自己在集镇上打工，妻子在家中带孩子。他们在家庭中只讲汉语，但碰到自己父母和亲戚时就用本民族语言。他们双方都尊重对方的文化，从不私下议论对方的风俗习惯，双方父母都劝说自己的孩子尊重对方的习俗。他们每年都到南蚌村拜年，这是傣族人的风俗，女儿女婿每年都要回娘家拜年，一直到老人去世。除了刀女士之外，还有4个傣族姑娘嫁到村里来，其中一个傣族姑娘嫁给了彝族建档立卡户。除了傣族姑娘嫁到村里外，千家寨中还有彝族、汉族和拉祜族姑娘嫁给傣族人，或者在热恋之中，已经有好几家人相互通婚。

　　千家寨中有20户傣族人，他们都姓刀。这些傣族人居住在半山区，周边都是汉族人。他们不会讲傣语，与嘎洒集市周边的傣族人不同，与坝子中傣族姓刀的人家也没有亲戚关系，因为半山区傣族是从景洪搬迁来的。虽然这些傣族人有强烈的傣族认同，但他们不会讲傣语，不着傣族传统服装。千家寨中的刀先生是傣族人。他的妻子是彝族，来自白糯格村。夫妻俩开着一个小卖部，一个米线店，妻子还通过缝缝补补增加一些收入。他们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儿是彝族，儿子是傣族。

　　千家寨的汉族也居住在山区，他们有的人家从古至今都是为傣族人制作一种黄色的雨伞，而这种黄雨伞在傣族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傣族人举行丧葬、生育习俗的时候，都会用到黄伞。汉族工艺家庭搬迁到集镇之后，将彻底放弃山头上的耕作，把传统工艺品做大做强。这对周边傣族人也是十分方便的。

　　千家寨作为城镇化嵌入的典型案例，在云南“山坝”民族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未来云南“山坝结构”关系走向的总体趋势。在这里，来自5个村委会49个自然村的不同民族搬迁户被安置在一起，成立了新的社区组织。社区中的彝、傣、哈尼、拉祜、汉等民族都是高山民族，他们与集镇和坝区民族相融合，更好地实现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千家寨的搬迁秉承“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理念，在项目规划、征地、建设中坚持各民族互帮互助、共建共享。

　　城镇化嵌入是政府主导的以城镇为中心进行搬迁的一种方式。当前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农村发展的方向。经济、贸易、信息等都以城镇为中心集中，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政府主导的搬迁，都向城镇地区聚集。城镇化嵌入的搬迁方式在新平县很普遍，漠沙、扬武、水塘等镇均有这种搬迁方式，它表明山区民族走向坝区，与坝区民族在集镇建设中实现融合。

　　五、新平“山坝结构”新变化与民族互嵌交融

　　上述三个特殊案例，展示了云南“山坝结构”中的新变化，即山区民族走向坝区，走向城镇。与此相联系，民族关系也出现了新变化和新趋势，那就是各民族走向互嵌与交融。

　　家庭式嵌入是以家庭为单位直接嵌入另一个社区之中，与迁入地家庭一起成为新社区的组成部分。家庭式嵌入中的家庭数量可多可少，嵌入地可以是一个农村社区，也可以是一个集镇社区，嵌入原因有自发的搬迁，也有政府组织的生态、地质灾害和扶贫搬迁。无论是何种原因，何种方式，均强调以家庭为单位的嵌入形式，在新社区中与其他家庭发生联系。小麻卡村将彝族和汉族灾民直接嵌入傣族社区中，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让三个民族的人们相互了解和帮助，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家庭式嵌入是一种较为广泛的嵌入方式，它可以在农村地区嵌入，也可以在城市地区嵌入;可以是有组织的嵌入，也可以是自发的嵌入。家庭式嵌入将在未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区式嵌入是将一个村寨或者社区直接嵌入到另一个村寨或社区中。新老社区的村民通过各种生计和文化习俗进行交流互动，实现交融。社区式嵌入在精准扶贫、工程、生态、地质灾害等搬迁和移民中都很普遍。社区式嵌入是一种整体性嵌入，嵌入社区保持原来的社会结构和整体性，但是，他们与周边社区的关系，特别是民族关系将会得到重构。拉祜族苦聪人搬迁是通过扶贫项目，将高山地区苦聪人村寨直接嵌入河谷地区的傣族社区中，成为傣族村寨群的组成部分。以往的苦聪人聚居村寨和生计方式不再持续，苦聪人融入新的大社区之中。他们在坝区建立起了新的社会网络，通过打工等全新的生计方式，不断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实现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是多少苦聪老人都未曾想到的新生活。社区式嵌入也是一种基本的嵌入式方式，它可以嵌入在农村，也可以嵌入在城市，并在未来的各种搬迁和民族交融中发挥重要作用。

　　城镇化嵌入是一种集体性的嵌入方式，将多民族、多地区的社区村民集体嵌入一个城镇之中，成为大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城镇化嵌入的力度也将得到加强。千家寨将高山地区5个村委会49个村民小组，5个世居民族的村民全部打散，集体性嵌入一个坝区城镇之中，这是一个全新的大社区模式。这不仅是对城镇化建设、扶贫搬迁工作的新探索，还是实现“山坝”民族互嵌与交融的新路径。

　　三种嵌入式的路径并非完全独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互补性。相比较而言，城镇化嵌入是最普遍的方式，云南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使“山坝”民族交往交流得到加强，城镇化将成为实现当代各民族互嵌和交融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20年9月25-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云南省新平县山区民族到坝区的搬迁具体体现了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方向。人口流动，异地搬迁，城镇化，都会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在互嵌与交融中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三个离不开”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云南“山坝结构”出现的新变化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新问题。比如，山区没有搬迁的人家还有很多，但山区空壳村或者半空壳村的现象越来越显著;山区完全小学越来越少，留守的老年人和小孩何去何从，怎样适应新的情况等。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乡村振兴，还是对当地的民族团结进步都有重要意义。这些问题，需要去进一步关注和展开深入探讨。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