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明创造、文化体系的精髓为世界更好地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然散发着强劲的生命力，尤其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后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推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华民族与其他国家民族相知相合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破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三棱镜”陷阱，极大提升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效能既是新时代发展的命题，也是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华文明：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形成了“和合文化”的精神内核，讲求“天下一家”，尊崇仁爱博爱之心，崇尚立己达人之道，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独一无二。走自己的道路由中华文明内在规定，包容开放是中华文明的内在要求，走和平道路是中华文明的永恒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讲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外重“讲信修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若有外侮则是“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敛而兼收并蓄，对外传播与影响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从未用枪炮传播自己的价值观。

　　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有目共睹。东亚深受儒家文明的影响，形成了儒家文化圈。日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受益匪浅。大唐时期从日本来的遣唐使络绎不绝，全面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汉字，日语才能成为容易理解、辨识、易记、能流传的语言。就连一部《虞初新志》都为诸如日本文坛名家江户川乱步提供了创作灵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完备的史官制度以及良好文化习惯所形成的正史、游记、野史等使世界很多国家都受益。大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经过小说家的演绎在中国就连老妇孺子都知之甚详，其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有着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对历史学家认识、还原当时印度的人民生活风貌、教育制度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当代印度的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玄奘来自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并历经变迁的国家，它的首都长安是当时艺术和学术的中心，所以他对印度情形的评论和记载是可宝贵的”。

　　如果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就会发现中华文明的影响绝然不限于周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促进世界进入更多文明形态的催化剂。西方的历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无与伦比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促进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动力。难怪李约瑟会说：“……中国人在研究大自然并用于造福人类方面，很早就跻身于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

　　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何止于此，实际上，古代中国日益成熟的官僚制度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有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的现代化始终伴随着引进中国官僚制的运动，与其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发展并行。没有官僚制的引进就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

　　事实俨然证明，中华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第二个结合”：中华文化重焕活力，指引人类前进方向

　　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经过5000年的激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炎黄子孙在面临苦难时生生不息的精神代代相传。

　　在近现代史上，受益于中华文明的西方文明在近代一时领先，并将中国置于深重的灾难之中，中华文化面临着创新与发展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历史责任，发奋图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第一个结合”挽救了中国，发展了中国，“第二个结合”为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动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使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本土化，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之中，激发了中华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文化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代表。譬如毛泽东同志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是诗词大家，其所写的大气磅礴的诗词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也展现了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功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依然让人荡气回肠。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第二个结合”既重视中华民族的发展复兴，也关心人类的命运与前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表明中华民族是开放的民族、包容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府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世界中发展，与其他国家相互成就是“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第二个结合”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因”。

　　实现世界大同本是共产党人的使命与初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源远流长。

　　《吕氏春秋·有始》有云：“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大同历来是儒家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为己，只为公。康有为著《大同书》，就描绘了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由是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天然”的结合，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启迪，甚至指引着人类前进的方向。

　　提升传播效能：打破“三棱镜”陷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温润如玉，却遭遇了“国强必霸”的地缘政治幽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尤其是“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会走文化霸权、经济霸权、政治霸权的道路。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话语传播中的“三棱镜”陷阱现象依然存在，提升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效能，打破“三棱镜”陷阱势在必行。

　　“三棱镜”体现的是光学中的折射、散射现象，却较为贴切地反映了“国强必霸”地缘政治话语逻辑下的对中国以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歪曲、影射、误解。

　　打破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的“三棱镜”陷阱，必须以“两个结合”为指南，坚持思想解放。救亡图存时需要睁眼看世界，专注于发展时需要睁眼看世界，大鹏展翅高飞时，更要看得更高，看得更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中华文化不断砥砺更新、与时俱进的内在规定与要求。

　　打破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的“三棱镜”陷阱，必须直面交流。国际霸权对中国的话语构陷，例如“债务陷阱论”“新殖民主义论”“宫殿外交论”“种族歧视论”等不一而足，虽然清者自清，但囿于历史殖民的原因，很多在语言上广泛接受殖民影响的人通常偏好于从西方媒体以及话语中理解中国，解读中国，发生“三棱镜”现象。破解的直接办法就是与发展伙伴直面、直接交流。

　　打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三棱镜”陷阱，必须重视国际人才的“走出去”与“引进来”，才能更好了解别人，也让别人更好地了解自己，为直面、直接交流创造条件。

　　打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三棱镜”陷阱，必须具备共情能力。自说自话一般无人理会，自吹自擂总是令人生厌，拉开距离。毛泽东同志说：“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感同身受则有利于拉近距离，促进交流。寻找中国优秀文化与发展伙伴的文化共同点、相似点，为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奠定基础。

　　打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三棱镜”陷阱，必须会讲小故事。见微知著、微言大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小而美”的小故事别人愿意听，也容易理解，深入人心，可以发挥“春风化雨”的作用。

　　打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三棱镜”陷阱，必须官民并举。除了推动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伙伴的人员交流之外，必须重视民间国际组织的作用。与此同时，挖掘、推动、创新海外华人在中国优秀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应该得到特别重视。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杨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