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院门户网站围绕郭家骥研究员的学术研究经历、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学术研究心得和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生涯的理解和认识访谈了郭家骥研究员。郭家骥研究员是我院二级研究员，省委宣传部“云南藏区建设与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迄今已有34年，有个人专著4部、主编专著10余部、论文100多篇。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云南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省政府授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是中共云南省委联系专家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发展、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关系研究、生态人类学、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云南藏区研究。

代丽/摄

　　问：您能和我们分享下您这些年的研究领域和取得的成果吗？

　　郭家骥研究员：30多年来，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兴趣，我做过好几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总结下来主要有拉祜族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研究、民族关系研究、生态人类学研究、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研究、云南藏区研究6个领域。下面我就分别适当展开谈谈。

　　拉祜族研究

　　拉祜族是我的第一个研究领域。1984年我从历史所转到民族学所后，即按照杜玉亭先生的安排从事拉祜族的调查研究。

　　我研究拉祜族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叫《澜沧木戛区拉祜族嗜酒习俗问题研究》，发表于1986年第一期的《云南社会科学》上，是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木戛区长达半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写成的，这是国内较早开展少数民族酒文化研究的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被当年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族问题研究》全文转载，很多年后仍然有人在引用这篇文章的观点和资料。在第一篇文章获得成功的激励下，我陆续发表了一批以拉祜族为案例的学术文章，内容涉及原始宗教、经济发展、民族教育、民族文化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代表我早期学术思想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三论”，即《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澜沧木戛区拉祜族与汉族的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3期)，《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教育的协调发展》(载《教育研究》1989年第8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双向调适》(载《民族学研究》第10辑)，三篇文章都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今天看来，这些文章都撰写和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单线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很大，其思想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的研究逐步转向更为宏大的领域，逐渐离开了拉祜族研究，但我从事拉祜族调查研究6年时间所积累的20多本田野调查笔记至今还封存在柜子里，今后适当的时机，我会抽空将其整理成书。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是我的第二个研究领域，我在这个领域耕耘的时间长，因而可说的成果比较多，择其要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西南民族地区开发研究。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杜玉亭先生牵头组织我和瞿明安，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委联合承担的科研项目“西南国土资源开发考察”，我的田野调查足迹就从原思茅地区(现普洱市)澜沧县扩展到云南全省和四川、贵州民族地区，研究领域也从拉祜族研究扩展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在完成这个项目的前后三年内，我走遍了四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和阿坝藏族自治州，贵州的黔东南、黔南、黔西南三个自治州和毕节地区，以及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研究视野得以大大拓宽。这一时期形成的成果，除了为完成任务而提交的研究报告外，还有几篇学术论文在《云南社会科学》、《科学·经济·社会》等刊物上发表，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云南民族地区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研究成果被省委采纳并获奖。正是由于我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领域的研究已经小有影响，所以到1992年12月，为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同志，特意要省社科院选派一位理论工作者随同他到边疆民族地区调研，社科院领导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我。我随同普书记和当时的省委政研室主任、省委农工部部长等人，赴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进行了长时间的调研。调研期间，我们上茶山、进果园，深入咖啡基地，参观国营橡胶农场，走村串寨、访贫问苦，走访了普洱、思茅、江城、景洪、勐腊5县市的20多个商品生产基地、加工企业、科研单位、乡镇村寨，与各民族干部群众开了多次调研座谈会，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调研结束后，在思茅召开了200多人参加的干部大会，应普书记的要求，在就如何加快边疆民族山区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进行研讨上，我从理论上就边疆民族山区生产力跳跃式、跨越式发展作了发言。由于不善言辞，虽然我的发言因为心理紧张，讲得结结巴巴，但却得到普书记的肯定和表扬。他在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采纳了我的观点，并将我的发言吸收进他向省委提交的调研报告中。1993年1月，省委以普朝柱同志的思茅、版纳调研报告为基础，向全省发出了中共云南省委一号文件，文件创造性地提出边疆民族山区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契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积极进行绿色产业商品基地建设，推动生产力来一个跳跃式、跨越式发展的构想。总结提出了思茅地区商品基地建设的“城乡结合、科技与经济结合、开放与开发结合、农工商一体化”的“三结合、一体化”路子，要求在全省各地推广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的经验。

　　由于我代表社科院为省委决策作出了贡献并得到了省委书记的表扬，省委一号文件下发后，省社科院立即组成了以我为实际主持人的课题组，集中精力对边疆民族山区生产力跨越式发展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这项研究历时两年，产出了多篇学术论文和一部专著，对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实践和云南的民族学学术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的论文《云南民族地区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荣获1994年度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专著《商品基地建设与云南边疆民族山区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受到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的高度评价和表扬，被作为同年11月召开的全省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参考文献。

　　“四低四高”新的云南省情认识论被省委采纳。1997年党的十五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按照省委的安排，由省社科院、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省人大民委、省民委、省统计局组成联合课题组，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云南省情再认识开展调研。课题组分别赴思茅地区、玉溪地区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做调查。我带几个人负责大理州的调查并写出大理州的调查报告，其他两个组也分别写出各自的调查报告，最后由我和社科院原老院长何耀华先生执笔撰写完成了总报告上报省委。总报告题为《云南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特征》(载《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明确提出，云南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具有明显的“四低四高”特征。由这一特殊省情出发，云南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扩大对外开放，以大开放促大发展。报告提出的“四低四高”省情特征及其发展对策被省委六届六次全会采纳，成为此后主导全省的省情认识论，在全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主持编撰《云南民族地区发展报告》。大约在2000年前后，全国各地的社科院系统，逐渐找到了一个发挥社科院擅长于有一定学理支撑的应用研究优势的途径——编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我院于2002年启动了系列蓝皮书的编撰工作，我负责主持编撰的《云南民族地区发展报告》自2002年至2008年连续出版了6本，是全国第一家编撰出版民族地区发展报告的单位，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云南民族工作部门的好评，被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海洋教授评价为是民族研究的开创性工作。

　　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近年来，随着田野调查的日益深入，我发现单纯追求GDP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造成了很大破坏，缺乏少数民族主体参与的国家和国企主导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使传统的发展走上了不可持续的道路。为此，我在多年对澜沧江流域若干少数民族村寨发展进行深入田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008年撰写出版了《发展的反思——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变迁的人类学研究》一书。本书基于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学发展理论。同时，通过对云南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三多一体”省情特点的揭示和澜沧江流域上中下游三个典型发展案例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云南“四多一体”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荣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入选《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民族关系研究

　　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关系研究，是我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我闯入这个领域的时间与民族发展研究的时间大体一致，因为少数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是很难分开的。我一进入就成了长期耕耘的田地，至今仍在里面转悠，因此可以说的话较多，下面我分点谈谈。

　　参与杜玉亭、郭大烈、王连芳的课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参与杜玉亭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云南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云南民族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1989年至1992年，我参与郭大烈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研究，随郭大烈先生深入云南20多个边疆和民族自治地方县市调研，随后又远赴四川、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省区进行了两个多月时间的专题调查，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并收获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执笔撰写了约10万字的文稿，最后由郭大烈先生主编完成了《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一书，于1994年由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正是有了参与上述课题研究的经历，所以当云南民族工作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领导人王连芳，受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的委托并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组织一批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研究的人，研究和撰写《云南民族工作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一书时，我受郭大烈先生的推荐参与其中，为该书撰写了题为《云南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的文章。应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对云南民族关系及其与祖国联系的历史做了粗线条的梳理，系统论证了云南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阐述了云南民族问题在全国的地位及其对全省稳定发展的影响。文章前后几年数易其稿，得到王连芳及书稿编委会的好评，书稿也于1995年公开出版，在全国民族工作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持研究撰写《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由于出色地完成了王连芳的课题，大约在1994年，桑耀华先生和我共同申报了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项目批准后由于桑先生离休，在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郭大烈先生和桑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勉为其难、硬着头皮挑起了这副重担，组织5位课题组成员深入边疆民族地区实地调查，各自分头写出承担的章节，全书13章我写了7章，最后由我统编统改定稿，于1998年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一书，对云南民族关系作了开拓性研究。该书堪称是国内较早研究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开创性著作，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研究少数民族哲学史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著名专家伍雄武教授评论说：《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一书……对当代云南民族关系做出了具体考察，分别对民族团结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语言文字以及扶贫脱困等等的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和考察，得出了一系列理论认识和实际经验。由于依据各民族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的经验，本书得出的许多论点都是有原创性和前沿性的。该书出版多年后，还不断有西北、东北、西南地区和云南省的学术界朋友和民族工作部门的领导打电话跟我联系希望购买此书，遗憾的是该书已经绝版，不能再满足大家的需要了。

　　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云南民族关系调查研究》。《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一书出版后，我暂时离开民族关系研究而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直到2003年，我申请获准国家社科基金《云南民族关系调查研究》课题后，才又重新回到该领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理论开始提出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在为其大胆创新的学术勇气点赞的同时，又深感其理论见解并不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长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更不符合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为此，我在大量田野调查案例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花了6年时间于2009年完成课题研究，结项获得“良好”等级评价，最终形成一本70万字的专著。该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和民族工作部门的高度评价，荣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为建设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言献策。2011年，国务院在支持云南建设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明确要求要把云南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云南为此成立了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正副组长的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我因在民族理论研究方面的建树和造诣，被领导小组选聘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我先后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杜青林到云南的调研座谈，向中央提出建设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多次应邀参加省委、省政府、省政协、省民宗委的决策咨询会议，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献计献策。

　　探索民族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协调发展思路和途径。我主持完成了省委宣传部下达的重大课题“民族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研究”，着重从文化多样性角度对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做了深入探讨。研究成果发表后，受到学术界和民族工作部门的高度评价。

　　生态人类学研究

　　我闯入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是从国际合作开始的。在这个领域我是后来者，但一进入就感觉兴味盎然，今后还想继续在其中耕耘，因而可说的话较多，下面分述之。

　　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研究。大约在1994年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项目，组织东南亚学者开展其中的“自然资源管理的传统实践与文化背景”学术研讨。在我院郑宝华的推荐下，使我有机会于1995年1月和1996年3月两次出席在泰国清迈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和东南亚各国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对西双版纳傣族稻作文化做深入研究，产出了两项重要成果：一项是在中国民族学顶级刊物《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发表了题为《西双版纳傣族稻作文化的传统实践与持续发展》的论文;另一项是公开出版了《西双版纳傣族稻作文化研究》学术专著，并获云南省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文章和著作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反响。

　　开展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出色完成联合国委托项目后，使我备受鼓舞。于1998年申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云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随即展开了对云南藏族、傣族、纳西族、白族、普米族、彝族、独龙族等多个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的调查。课题完成后，又先后申请获得了省社科规划课题和社科院课题的支持。这项研究前后持续多年，产出了一批高质量学术论文，其中，《生态环境与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和《西双版纳傣族的水文化：传统与变迁》发表于《民族研究》，后者还荣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和《新平县各民族的生态知识调查》两本著作，先后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公开出版。

　　创造性地提出全新的“三多一体”云南省情认识论。随着调查研究的日益深入，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原来为社会广泛接受的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和“四低四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这两种省情认识论，都有很大的缺陷，其最大的缺陷就是把云南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包括民族都说成是落后的。事实上，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三多一体”高度融合，恰恰是云南在全国乃至全球最具比较优势的宝贵财富，是云南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能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的独特优势，必须下最大决心坚决予以保护并合理开发。我的这一观点首先在《云南社会科学》以《云南省情认识新论》上发表，接着又在多部著作中阐述，并在省委党校多期中青班和干部培训班讲授，产生了广泛影响。

　　开展水电建设移民的生态和生计研究。2002年，我和余小刚受香港乐施会委托，参与“漫湾电站建设的社会影响评估”项目研究，负责对电站建设中的“城镇非农”、“就地后靠”、“远迁他乡”三种移民模式进行调查研究，对其所导致的生态后果和移民生活分别作出评估。研究成果在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刊出后，时任云南省省长徐荣凯作出批示，引起了漫湾电厂和临沧市的高度重视，促成华能集团投入数亿元资金解决移民群众的生计问题。这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产生良好效果的一个典型案例。

　　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研究

　　我闯入这个领域也是从国际合作开始的。迄今为止主要做了两项工作。

　　参与滇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1999年至2001年，云南省政府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合作，共同开展“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的研究。由何耀华先生牵头，组成有省社科院、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一批专家学者参与的强大团队，经投标承担了其中的“文化模块”的研究。整个文化模块项目由总课题组领导迪庆组、丽江组、大理组和怒江组的研究工作，我参加了何耀华先生直接领导的总课题组，多次赴滇西北调研，走遍了迪庆、丽江、大理、怒江的山山水水，最后提出建设“民族文化保护村(区)”的概念和构想，并在滇西北具体规划了60个民族文化保护村(区)，曾被纳入云南省“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

　　主持完成“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研究”。滇西北研究完成后，我受国家水利部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的委托，对澜沧江、怒江两条国际河流流域民族文化的保护进行了专题研究，又对全省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做了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2011年申请获准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研究》，经过5年时间的艰苦努力得以完成结项，同名著作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

　　云南藏区研究

　　这是我自2008年之后才新开拓的研究领域。虽然自1999年以来我曾多次到迪庆州调查研究，但都是围绕着更大的全省性问题而将迪庆州作为案例之一来进行的，最近几年将其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则纯属社会需要使然。2008年，西藏拉萨发生了举世震惊的“3·14”事件，影响波及四川、青海、甘肃等省藏区，唯有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顶住了动乱风潮，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安定团结的事情。云南藏区的出色表现引起了中央和全社会的关注，国内外舆论纷纷探究云南藏区和谐稳定的原因。作为专门研究云南民族关系问题的专家，我感觉有责任对此做出正确的解读。于是我申请获准了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项目“云南藏区稳定发展的经验与问题研究”，对此做了专门研究和全面系统阐述，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省区社科院召开的多次相关学术会议上交流后，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可供全国其他藏区借鉴与参考。正是在这一项目推动下，以省社科院边明社副院长为负责人，以我为首席专家召集人，以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团队，经过三轮评审和答辩，2010年被省委宣传部批准成立了“云南藏区建设与发展”研究基地。基地成立后，我组织学术团队紧密围绕云南藏区最现实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完成了三项探究工作：

　　第一项是在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项目结项成果的基础上，独立完成了《云南藏区稳定发展的成功实践和基本经验》一书的撰写和出版工作;第二项是调研编撰出版了《迪庆州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研究》，集中对云南藏区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多样而和谐的民族文化推动稳定发展，云南藏区各民族的村寨和社区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本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荣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三项是调研编撰出版了《迪庆州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集中对境内外舆论最为关注的藏区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保护问题，做出了实事求是的正面回应，并就如何推动生态和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王俊、代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