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了解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科学技术，是认识古代东南亚国家历史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认识古代东南亚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关系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科学技术与东南亚各地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宗教文化上的特点以及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科学技术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由于上述这些方面的不同，古代东南亚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科学技术很明显地也各有其不同特点，大致上可以从古代越南、中南半岛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以及海岛东南亚国家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本文探讨的是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越南古代科学技术，界定的地理范围是现在的越南地域范围发生和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时间上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

　　关键词：越南；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本土特色

　　中图分类号：K33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392（2018）04—0000—00

　　收稿日期：2018-10-12

　　作者简介：贺圣达(1948~2018)，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问题，东南亚历史，东南亚文化史。

　　在古代东南亚，越南的科学知识在许多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越南古代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在天文历法、农业、水利、医学、算数之学、造纸和印刷、陶瓷技术、建筑、丝绸织物生产、金属矿藏开采等方面，都与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农业和水利技术

　　(一)水稻种植

　　越南在新石器时期就开始种植水稻。197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越北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五~第四个千年。如果事实是那样的话，越北地区可能就是东南亚原始农业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在越南北方，继和平文化后的北山文化，已属于新石器早期的文化。出土的石器工具中有磨制的掘土工具，表明当时的居民已开始从事原始的农业。晚于北山的冯原文化(Phung Nguyen)，位于红河三角洲，在河内以北不远的地区，由越南考古学家在1960年代开始发掘。已发掘的冯原遗址的面积为38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达0.8米，反映出当时居民已长期定居当地。冯原出土的石器工具有石斧、锄头等，出土的陶器不仅有手制的，而且还有轮制的。在冯原，还发现了稻谷遗存和狗、猪、牛、鸡等家养动物的骸骨。这反映出当时的稻作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新西兰考古学家查尔斯·海厄姆认为，东南亚大陆地区最早的农业定居点出现在冯原，在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到两千纪中，而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最早的农业定居点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因此，泰国东北部的稻作栽培可能是在越南冯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越南冯原文化时期的稻作业则是从中国南方传入的。中国—东南亚的稻米之路，可能始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河姆渡，然后沿海路南下或者经中国长江中下游—湖南、江西—两广地区进入越南红河流域—泰国东北部。由于云南连接着长江流域，又是流向东南亚的三大河流——红河、湄公河和伊洛瓦底江的上游(这些河流的河谷地区也是古代居民迁徙的通道)，云南也是中国农业向东南亚扩展的一个重要地区。但是，从现有的考古数据看，云南稻谷文化遗址的年代在中国还是较晚，还不能确证其早于泰国北部或红河下游地区。

　　越南的一些水稻品种在经历漫长的发展、演化后，有的优良品种还传入到了中国。宋代从越南中部广南一带传人耐旱的占城稻。占城稻：“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据《宋史》记载：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帝(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明代，又有安南稻传入福建漳州地区。《福建通志》记载：“安南稻，明成化(1465~1487年)初，郡人得安南稻一种。五月先熟，米白。”越南水稻种类繁多，根据谷粒的特性可分为糯稻和粳稻，根据时令则可分为早稻(或称夏稻)、晚稻(或称秋稻)。越南著名学者黎贵惇在其著作《芸台类语》中罗列了23种秋稻、9种夏稻、29种糯稻，每种之下又分成许多小类，共达上百种之多。

　　(二)水利技术

　　越南古代的雒人，早就知道利用潮水的涨落来灌溉田地。《水经注》卷三七《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载：交州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

　　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是和农业的发展相互配合的。根据一些学者分析，蜀王子举族南迁后，西蜀的水利工程和灌溉技术，可能在公元前3世纪同时传人越南。马援入交，穿渠灌溉，造福人民，在越南水利史上首开记录。越南的历代王朝均非常重视兴修水利，而且有许多实际措施。著名的保护红河的鼎耳堤，开始建筑于陈朝。据史料记载，陈朝初年，仿照中国颁行的各种典章制度，并奖励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发展水利，开沟疏通河道。越南水利学者黄著有《河堤对策》，既概述了越南的治水历史，分析了红河上下游的情况，又综合了中国的治水经验，是越南水利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

　　(三)农具和耕种方法

　　在农具和耕种和农业方法方面，汉代交趾三郡的生产力十分低下，《汉书》卷七六《任延传》载：“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光武帝时，任延被任命为九真太守，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铁器和先进的生产经验传授给当地，“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夕火耨耕艺法与华同。…稻谷两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中国在3世纪时出现了水车(又称翻车)和13世纪出现的水力翻车(又名筒车)，为中国农民普遍使用的引水人田的重要农具，也先后传人越南。

　　(四)种桑养蚕和种麦技术

　　中国是蚕丝的发源地，但南传交趾以后也呈现出异彩。唐代诗人韩渥《安南寓止诗》有云：“枳篱茅厂共桑麻”，反映出越南北方民间种桑养蚕之普遍。《旧唐书，食货志》云：“扬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绸绫绢。”据高熊征《交趾总志》(卷一)载：交州人原“不解种麦”，唐都护赵昌“尝教种之”。这说明安南的种麦技术也来自中国内地。

　　二、天文历法

　　越南古代的历法深受中国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结合越南的情况编制的。中国元代创制的《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在东南亚的影响也很大。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年)，元朝派遣吏部尚书贴住、礼部郎中智熙熙善出使安南，将《授时历》赐于当朝的陈宪宗陈旺。自此，越南陈朝使用《授时历》。后又采纳太史令邓辂的建议，改《授时历》为《协纪历》。胡季犛篡陈，建立胡朝，于绍成二年(1401年)废《协纪历》，行《顺天历》，实际上，仍用授时历法。明永乐年间一度恢复中国制度，在越重置郡县，行《大统历》。此后，越南后黎朝据中国的《大统历》制订了《万全历》。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中国的《历象考成》一书传人安南(越南阮朝)，安南人根据《历象考成》的计算方法考定其本国的节日、庆典和有关天气变化之历法，制订新历，颁行《协纪历》。越南阮朝所颁行的《协纪历》对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加以采用，其名称也与中国历法完全相同。中国古代历法的另一创造“干支纪日”，也同样为《协纪历》所采用。越南效法中国，民间和广大农村都普遍采用十天干、十二地支配合的纪年法。

　　古代越南历法可以说是中历的翻版。越历是阴阳合历，大月30日，小月29日，每年有354日或355日，少于太阳年天数约十一日，所以每两三年须置一闰月，十九年置七次闰月。越南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文人又赋与各月以花名等等名称，十二个月的名称依次为：正月、花月，桃月，梅月、蒲月、署月、瓜月、桂月、菊月、阳月、葭月、腊月。古代越南同中国一样，分一日为十二时辰，一夜为五更，第一更由晚上七时始至九时，第五更由次日晨三时至五时。第三更由晚上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一时，正合中国人所说的“半夜三更”。

　　在天文观察方面，陈朝的邓路和陈元旦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历法家。邓路制造出了一种测定气象的仪器叫做“摇摆仪”。陈元旦编写了《百世通考》一书，研究了从公元前到14世纪的历法，记载了日蚀、月蚀和时令以及各星座的位置。中国明朝和清朝设立的钦天监，是掌管观测天象，推算节气、历法的官署，设有监正监副等官，也为越南所仿效。

　　三、算数之学

　　越南独立后，历朝都曾仿照中国举行算科考试选拔专才，中国的算术和珠算逐渐普及到越南民间。如李高宗贞符四年(1179年)试三教子弟运算等科，陈圣宗绍隆四年辛酉(1261年)试吏员以书算。胡朝开大二年甲申(1404)举行乡试，前四场试文字，第五场试书算。黎朝举行了16次书算科考试，有时规模还相当大。黎太宗绍平四年丁巳(1437年)正月，试书算，中式者六百九十人。威穆帝端庆二年(1505年)考试书算于讲武殿廷，应考者三万余人，取中等一千五百十九人。不过，书算科录取的人数中，大多数是书法试者，算术试者仅占极少数。如景兴八年(1747年)丁卯科，录取书算合格者1416人，其中算艺合格者仅占32人，其他1384人均为书法合格者。在数学著作方面，黎朝梁世荣著有《代成算法》一书，武友写了《立成算法》一书。梁世荣曾经运用算术来测量土地。武友运用算术来计算各项建筑工程中的原材料。

　　四、医学

　　一位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西格里斯论医学史》(1959年)一书中曾经这样提出：“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有的学者对此深表认同。也就是说，医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我认为，对传统的医学而言，尤其如此。例如，中医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代世界，中医只是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或者地区得到传播。

　　中医在越南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汉医学在越南隶属中国时期似已奠立了相当的基础。由于内地医生不断来往，医药知识当已相当普及，如东汉时侯官人董奉，曾至交趾为士變治病，便是一例。10世纪越南独立后，中医继续流行，越南人称中医为“东医”，东医的按脉论证以及所订的药方、药品名称、配合分量等，都和中医完全相同。中国药材成为对越贸易的主要商品，如陈圣宗时，宋人为元兵所迫乘海船三千艘归化越南，被安置于街备坊，“回鸡”，越史家解释此名的由来说：“盖我国呼宋国为鸡国，以宋有缎子、药材等物，买卖为市故也。”当时除了专业医师，也有儒生单凭看些中国医书而行医。

　　10世纪末，越南出现了自主建国后的第一位名医——慧静。他生于海阳省，未出家时就以聪颖好学闻名，曾经师从中国名医达十年之久，传授医学，治愈了前黎朝太子黎龙越和皇帝黎中宗的病痛，留下一本《南药》手稿，记载了多种药物的药性、药理。随着中越人员的频繁往来，许多中国医士人员去到越南，带去了中国先进的中医和医疗技术，从而丰富了越南医学。陈朝时，中国名医流寓越南者亦不乏其人。如邹孙父子任陈明宗、宪宗、裕宗医官。这一时期，中国的医事制度也开始传到越南。陈朝仿照中国设立太医专门为王公大人治病，还建立与人民有关系的医司，名日“广济署”。通过考试遴选医药人才，培养出有名的医生，如郑仲子等人。从13世纪开始，陈国峻和陈朝的太医院就已经重视使用国内的草药来为人民治病和为土兵医治创伤。在万劫，陈国峻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种植草药的地区(当地的山峰到现在还叫做“药山”)。到了14世纪，著名的医学和药学家阮伯静研究成功了许多国内生长的草药。

　　黎朝同样尊重中医，黎仁宗遣使于明，乞以土物易药材。黎圣宗开医科，并不时颁医书，严禁各处宪司吞没医书不交付医官。黎朝时成立太医院及其所属济生堂，这种官医制度一直沿袭到阮朝。阮朝时期，中医仍在各地流行，如邓德超，平定蓬山人，“家世儒医”;阮克绍，嘉定人，也是“家世儒医”。阮纪安“依寓北客痛读书，常得腹疾，吞北客药而愈，后总镇得是疾，纪以是药进亦愈，号称名医”。17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先后在越南生活了7年并同越南医生和药物打过交道的罗马天主教神父罗历山，对当时越南的中医的行医有较为具体的记述。他认为虽然越南的医生没有在医学院接受训练，然“其并不逊于我们(意大利)的医生，在一些事项上，他们甚至更胜一筹”。这是一种家传技术，由父亲通过私人书籍传授给儿子，这些书籍“有秘诀”。当医生探视病人时，他们先把脉，再忖之。他们用三只手指，诊断很准。对他们来说，脉搏分为三部分，与头、胃、腹部相对应。过把脉，医生可以确定身体有病的部位，向病人描述他所遭受的疾苦。如果医生的描述是错误的，那么，他即刻会遭到解雇。若正确，“他便受到信任”。医生们探病时，常常由一位贴身男仆伴随，他拎着一个装满草药的包，以备用药。无论他们开出什么样的药方，他们都自己为病人备药，或指导他如何抓药。他们的药不贵，“从不像我们的这么难取”。治疗间歇性发烧的处方全无在欧洲所开的催泄药、灌肠剂和放血。拔火罐的玻璃杯常被用到，甚至是在街上。病人请医生时，费用是谈好了的，只有在病愈后支付。按照传统，越南医生在家中设一祭坛，供奉古代受人尊重的、“首位教授医学的医生”。如果他损坏或搬动这座祭坛，他将失去作为一名医生的信誉，甚至会因为不敬而受到惩罚。

　　元明清时代中越两国医药书籍交流频繁。14世纪时的慧静(1341 – 1399年)，是越南早期传统医学理论的权威。15世纪以后传人越南的医书有明代李挺的《医学入门》、张介宾的《景岳全集》、冯兆张的《锦囊备录》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等，这些书在越南受到了很高的评价。越南医生对这些书籍以及中医中药加以研究和发挥，写下了不少著作，在汲取中医的宝贵遗产的同时，创建起越南传统的医学理论。如越南无名氏著的《新陈国语》一书，就是取材于《景岳全集》而写成的。明宣德六年(1431年)越南人潘学光所撰的《本草植物纂要》，也大量收集中国的药物。此外还有《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等。越南人陈元陶的《菊堂遗草》，阮之新所著的《药革新编》等医书，也在明成祖时期中越战后随明军带到中国。

　　18世纪号称“海上懒翁”的黎友卓(1720~1791年)，是越南传统医学理论的权威，被称为越南的“医圣”。他所著的《海上医宗心领全帙》一书，共66卷，是越南第一部内容完备的医书。该书在理论方面采用《内经》、潘孚先的《本草桓物撮要》，阐述了阴阳、五行、病机等医学理论、药学知识、临床各科治疗方法。用药方面，则一半采用中国药，一半用越南药，是一部有价值的药学著作。他主张必须研究越南人的特点，探索出适当的诊断和调治方法，重视民间的治病经验，并且努力寻找国内各种药材来治病。他发现和补充了305味南药的功能，收集了前辈医药家们和民间的药方达2854种之多。在越南，黎友卓被视为民族医药的代表人物，人们尊之为越南的“医圣”或“越南的李时珍”，确是当之无愧的。为了纪念他的贡献，河内市有一条街被命名为懒翁街。在越南传统医药的相关场所，到处可见他的塑像、画像。

　　中越中医药的交流对于中越双方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先进的医药技术传人越南，促进了越南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推进了越南社会的进步。同时，越南所产药材大量输入中国，也丰富了中药学的内容。中国的许多医药书籍传到越南，越南医生对其加以研究和发挥，撰写了许多医药书籍，如《本草拾遗》、《南药考辨》、《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并且传人中国，说明越南的医药人士对中医药学理论已经有了很深的研究，反映出中越中医药交流已经由药材、方法、技术的交流深入到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的交流。

　　五、造纸和印刷术

　　根据中国古籍中的有关记述，有的学者推论越南在公元3世纪已经能够造纸。据记载，公元284年有一种“蜜香纸”3万幅从大秦运至中国。学者认为这种纸必是越南所产，以沉香树皮制成，由亚历山大的商人运至中国。自265年到290年，据记载由南越贡至中国的“侧理纸”或称“陟厘纸”1万卷以上。但另据其它文献记载，越南迟至13世纪初期仍不知如何造纸，赵汝适于1225年所著的《诸蕃志》中：“交趾……不能造纸、笔，求之省地。”越南的造纸术直接自中国传来;其所用材料、器械与方法经确认与中国所用的完全一致。造纸原料除使用当地所产的月桂皮外，尚有竹、稻草、海苔等。至于技艺方面，不仅抄纸帘的编制与中国相同，而且具体工作程序也与中国造纸术极为相似。

　　在越南开始出现印刷术，约为公元13世纪。最早的记载见于1251~1258年间户口册的印制。13世纪末始有仿刻《大藏经》之举。《大越史记·本纪全书》卷六《陈纪》二说;“兴隆三年(1295年)二月，元使萧泰登来，帝遣内员外郎陈克用、范讨偕行，收得《大藏经》一部、回，留天长府副本刊行”。至兴隆七年(1299年)，又命印行佛教法事、道场、公文格式，颁布天下，但诸书今皆不传。越南虽没有刻成全部《大藏经》，但是民间零星刻的佛经却不少。前河内远东考古学院保存的约有四百多种。这类佛经多为施主或僧人刊行，板藏河内与北宁、河南、海阳、太平、北江、河东、山西以及顺化等省70个寺庙内，以便刷印流通，其中河内阐法寺即藏板20种。佛经中越南僧人自己著述的约有20多种，其中有用“喃字”写的。在黎朝时期(1418~1789年)，儒学经典著作在越南首次得到刊印。1467年刊印了《四书大全》，同年刻雕“五经”书版。越南政府曾数次试图对书籍印刷与流通进行控制。1743年下令禁止士人购买中国版本的经籍，而只允许使用越南版本。1796年，阮朝下令将在河内印刷的官本四书五经营销于全国。1806年自中国获得历书一部，即以此为基础编制越南历书，此后政府每年均颁历书，其版式与内容完全遵循中国历书。书籍的印售集中于首都河内、顺化以及南定。

　　越南的私家印书，门类与官方印书相似，包括儒学经典、正史以及课本，主要供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所需。此外，诗文集、宗谱、小说故事以及医药书籍，也时有刊行。越南较早的印本书籍有三种类型：全以汉文刻印、以哺字刻印及以汉文印正文而以喃字注释音训。前法国远东学院(Cole Fangdse d’Extrme-Orient)图书馆藏书目录，共列出由越南人以汉文写的书籍2258种，以喃字写的书561种，及越南版的中国书籍51种，由此可以窥见越南书籍出版情况之一斑。越南版本的中国书籍中，多数为佛、道两教的著作，也有较少数的儒家经书、文学作品，历史，医药书籍等。

　　越南的此类书籍多数印自雕版，但也有若干以活字印刷，其中一部早期实物印于1712年。有两套规模较大的书，是以自中国获致的木活字印成。活字可能也曾得到使用。阮朝前期(1802~1885年)，木刻雕版被广泛用于书籍的印刷，包括正式文献、朝代历史以及古代历史书籍，其中就有《越南一统志》、越南皇家史册，以及明命帝(1791~1841年)、绍治帝 (1807~1847年)和嗣德帝(1829~1883年)创作的诗歌和文学作品。雕版上也会刻有图片和地图。木刻雕版取材于梨树、苹果树等不易变形的木料。这些木刻雕版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品，它们见证了当时雕刻工匠精湛的技艺，所展现出的先进的木刻和印刷技术极具艺术价值。

　　越南木版彩色水印行业也很兴旺，以年画为最多，题材及手法与中国年画相似。除了神像、观音、佛画及家畜动物画外，还有歌颂生产劳动、讽刺社会以及美女画、滑稽画等。如耕农之图中间写着“农者天下本也”，描绘农业生产程序，用喃字注明，如默拱(耕田)、纵锄(耙田)、技稿(撒种)、默搅(插秧)、捌櫓(割稻)、也粘(春谷)等。美人画发挥了他们艺术家自己的风格，具有南国情调。一般是上诗、下图，画美人吹笛、弹弦、或拍板，用行草各题七绝诗一首。

　　六、建筑技术

　　越南原来的建筑原很简陋，自李仁宗英武昭胜元年(1084)“诏令天下造瓦盖屋”。中国样式的住宅渐多。寺院建筑，随着越南禅宗的建立，输入了中国禅刹式样。宫殿建筑，也是模仿中国宫殿样式“世宗甲戌十六年(1754)三月，上既正王位，始营治都邑。建金华、光华二殿，瑶池、朝阳、光天三阁，就乐、正冠、中和、怡然诸堂，及畅春台、瑞雪亭、同乐轩、内院庵、绛香亭。香江上流，又有阳春府、长乐殿、阅武轩，雕刻绘画，皆极工巧。其后苑假山奇石，方沼曲池，飞桥水榭，内外复墙，砌为龙虎麟凤花卉之状，朝阳阁俯临江流，规制尤为宏爽”。

　　越南李朝的建筑，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为适应封建王朝需要而建立的城垒，包括城墙、宫殿和楼台;另一类是由于当时佛教兴盛而在各地建造的佛塔。前一类建筑的典型是首都升龙(今河内)，自李太祖定都到黎朝，它一直是越南的首都，参照中国城市布局。李太祖顺天元年(1010)，即下诏迁都之年，东、西两市并存。后来逐渐扩展为三十六坊(按;坊一股为市街村里的通称。此处主要指专业性手工业作坊和商区)。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陈纪》记载：陈朝太宗建中六年(1230)，定京城左右伴坊，仿前代为六十一坊，置评泊史。陈英宗兴隆七年(1299)，越南使臣邓汝霖到北京密画宫苑图本，以资借鉴。升龙城规模巨大，城有内外两层，总长约有25公里。升龙古皇城遗址就在现在的河内巴亭广场附近。另一类建筑是佛塔寺庙，寺庙通常是正方形布局，规模较大而又直到现在还保存着的(包括经重修的)，有海防祥隘寺，建于李圣宗(1054 – 1072)时期，高9层;安子山华安寺(在今广宁省境内，为越南最著名古寺);河内香海寺、招禅寺、石婆寺、独柱寺等。李朝的古城、宫殿、寺庙的建筑风格都同中国同类建筑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中建于1049年的独柱寺，最具特色，整个寺建筑在湖心的一根高4米、直径1. 2米的大柱上，有如花瓣向上开放的莲花。这些寺庙佛塔，大都建于山川秀美之处。越南古代的佛教建筑，主要是在李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之于印度、中国，甚至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佛教建筑特点是：“工程并不浩大，各寺诸塔规模适中、美观飘逸，甚至有的细小而玲珑，有如隐士独处之草庵。寺小而多，也许这也是越南人心理上积极的一个方面。” 佛寺通常含工字形大殿，三面有走廊环绕及宽阔的院子。山门前有三关{三个大门)是佛寺佛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塔有塔基座，通常呈方形或六边型，有塔身和塔刹;塔有多层，逐层缩小远看如同挺拔的竹笋破土而出

　　李朝的雕刻艺术主要是石雕，常见的雕刻图像，有云、浪等自然景色，荷花和菊花等花卉，象、水牛、狮子、鳄鱼等动物，对称、简洁、细腻、生动，是这一时期造型艺术的主要风格。龙已成为雕刻物中一个独特而普遍的艺术形象，但李朝时期的龙，通常有像蛇一样光滑细长的身驱，盘绕柔和、自然，似乎还是与稻作业相联系的水和云雨的象征，而不是封建帝王的象征。

　　陈朝的建筑继承了李朝的传统。寺庙佛塔是陈朝最具艺术特色的建筑，广宁安子山在陈朝成为佛教圣山，建有禁植寺、楼洞寺、解宽寺等，建于李朝的华安寺经重建改名为云安寺，供奉“竹林三祖”(陈仁宗、法螺、玄光);坐落在河南省南定的普明寺(建于李朝)得到大规模扩建，成为一座包括九厢前堂、三厢烧香殿和正殿的建筑群，呈“工”字形，寺院前有普。明塔，共14层，高21米，用砖头砌成，布局严密、对称。普明寺的木门上雕刻有龙的图像，躯体茁实，较之于李朝的龙，显得更为豪放、有力。

　　黎朝越南的建筑艺术有所发展。庙宇、寺院和佛塔仍是主要的建筑形式，在建筑风格上深受中国影响。黎朝时兴建的甘蔗寺(河西)、天府一香山寺(河西)、天姥寺(顺化)、碎云山圣禄寺(顺化)、敕赐报恩寺(顺化)、隆庆寺(平定)、宝将寺(富安)、敕赐金山寺(庆和)、使馆寺(河内)，以及大规模重修的笔塔寺(河北)、豆季寺(河西)、西方寺(也称崇福寺)等，都是越南保存至今的名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天姥寺(顺化)和文庙(升龙)。天姥寺(顺化)在建筑上仿效中国寺庙的建筑风格。黎裕宗永盛十年(1714)，“重修天佬寺，命掌奇宋德大等董其役。其制由山门而天王殿、、玉皇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藏经楼，两傍则钟鼓楼、十王殿、云水堂、知味堂、禅堂、大悲殿、药师殿，僧寮禅舍不下数十所。  皆金碧辉煌，一年完工。上亲制碑文记之。” 主持重修天佬寺的宋德达来自中国，由于他长于建筑技术，奉黎裕宗之命负责建筑工程。

　　越南古代建筑中最具中国文化色彩和风格的建筑，是升龙(今河内)文庙。升龙文庙虽然始建于李朝，但现在的规模和格局却定于黎朝，占地26000平方米，由飞檐高耸的大门、二重门、魁文楼、天光井、大成殿等组成。魁文阁居中，不仅建造精巧，匠心独具，而且正处于文庙的中心。整个阁楼的木质构架在四根石柱，与石柱间形成的方形，形成“天圆地方”的意境。东西两侧，有82块石龟作底的石碑，题刻黎朝各次中举的进士名录;大门、二门和殿门前有多幅对联、题匾。整个孔庙具有与中国文庙大致相同的风格，但进士与题名碑、天光井又为中国文庙所无，呈现了越南特色。

　　七、陶瓷技术

　　中国制瓷技术对越南影响很大。越南北方汉墓出土物中有瓮、壶、鼎、甑、罐、盆、灶、碗、杯、匙、盘、烛台、乳钵、香炉等物，同中国汉墓出土物完全一样。公元前2世纪时中国制陶技术南传到交趾。赵佗建立南越国后，中国客家人黄广兴到交趾海阳头溪乡居住，教当地人民制作陶模、瓷缸，从此，头溪乡逐渐成为制陶中心，而黄广兴则被越南人尊为陶瓷业的鼻祖。

　　越南10世纪独立后，中国制瓷技术仍然影响着越南陶瓷业的发展。近代越南的广安、北宁、清化等地发现北宋的景德镇窑、磁州窑等地的瓷器。李朝时期，陶瓷业在生产技术和装饰艺术方面都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为了给各项建筑工程提供材料，砖瓦业也很发达。当时的窑能够烧出很多种砖、瓦，其中有白瓷瓦、琉璃瓦和刻着李朝年代的有花纹的大型砖。陶器、粗瓷器和瓷器的品种繁多，质地精致。这些器皿上面大多涂有棕色、白玉色、象牙色的彩釉，花纹也很和谐、雅致。此外，有些陶器上还装饰着精致细腻的镌雕和浮雕图案。河内附近出土了大量宋代风格的青瓷、白瓷，一般认为这是12~13世纪的作品，烧制地点不明。这些瓷器是在白地上描绘简单的草花纹，施透明釉，与广东同类瓷器几乎没有分别。此外还有泛黄绿釉彩的钵类陶器，从其器形、釉彩和风格上看，基本上是模仿宋瓷。

　　越南的制瓷技术深受中国的影响，但又有越南的特色。13世纪时越南对元朝的贡品中，瓷器是其一，且与沉香、玳瑁、珠玑、象牙并列，可见它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土的陈朝陶瓷，有不少是中国越窑、汝窑、磁州窑的模仿品。黎朝时，越南北方的东京、北江等地瓷窑盛极一时，出品包括白瓷、青瓷、黑釉陶、绿釉陶等，有乳色和棕色的二色瓷，以及钴蓝器、珐琅蓝瓷等。15世纪中叶起已经转销国外，外人统称为“安南陶”，其中以绘青花的白瓷为最出色。有学者认为，此种瓷器本是模仿景德镇窑的制品，不过熔点较低，花纹流散，色青而淡，别具雅致。也有学者认为，其技术来自于中国云南。

　　15~16世纪，越南陶瓷更显示出自己的风格，出现了用红、绿色画“唐草纹”、花鸟纹的赤绘彩陶瓷，图案素朴，笔致细腻优雅。17世纪以后的染色陶瓷出现釉色流淌的特殊效果，这种风格主要见于茶碗、水罐、花瓶等。

　　阮朝时期中国陶瓷烧造技术进一步向越南传播。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即嘉隆九年，越南人到广东学习烧制琉璃瓦和陶制品，回国后得到阮王厚赏。1810年阮世祖令华侨何达延请3个广东人到龙寿(属承天)，“制造一种和琉离瓦相似的彩色瓦”。此后“龙寿的陶器业迅猛发展起来，有将近一千名陶器手工工匠和士兵在这里从事生产”。南部的巴羌窑是当时最大的制窑地，直到近代仍然盛行烧制染色陶瓷。

　　12世纪至17世纪漫长的数百年间，越南陶瓷一直有着相当高的产量，远销印尼、印度及西亚各国。在工艺美术方面，陶瓷器和漆器制作也是有其个性的，在吸收了中国文化之后，结合越南的自然风土，逐步渗入了一些本民族的装饰意匠和审美观念，发展成越南自己的风貌。12、13世纪越南生产的青、白瓷，尚有黄釉及绿釉等制品，从器形、做法上看，都与中国宋代南方陶瓷有很深的关系。到15世纪后半叶到16世纪，越南陶瓷描花多以黑黄重色，有时以鲜紫发蓝色彩，更用大红、大绿描绘唐草纹、花鸟纹，这类产品图案简朴，线条柔细，同时开始在器皿的里面施以花纹，逐渐显示出越南陶瓷的民族风格，被誉称为安南红。17世纪以后，越南陶瓷中采用较稀薄的釉药，使越南陶瓷风格进一步强化。

　　八、丝锦织物

　　至晚到北宋时代，中国的丝锦传到越南。公元10世纪越南脱离宋朝独立后，为了在丝衣料上自给，李朝组织宫女学习中国的织锦技术，根据中国锦缎来研究中国的织锦技术，并且生产出了锦绮。1040年，李太宗下诏：“尽发内府所藏宋锦为衣服，颁赐群臣，五品以上九品以上绮袍，以示不御中国锦绮也。”随着越南封建国家的不断向南推进，丝绸织物的生产扩大到更广的地域。17世纪到越南中部和北部的欧洲人已经观察到，越南“产量如此大，价格这般低廉，结果是农民和工匠普遍都穿丝绸衣服。桑树广泛种植，所产树叶喂养蚕。与中国的丝织物相比，当地的“更坚韧，量也更大”，但“无这等精致、柔”。丝还出口到日本和老挝。

　　到19世纪，越南工匠仍然在向中国学习制造织锦技术。越南史书《皇越地舆志》卷一记载了当时越南人学习向中国织锦技术的情况，“香茶县有操芒坊，居富春江东柑之后间，山西、宜春、万春三社地分为三邑，每邑十家，织工十五人，学织于北客，世传古花彩‘缎锦绣诸花样，皆巧妙”。该书还称广南府的织锦其“人工精巧，所织绢布绫罗，华彩巧丽，不减广东。”、

　　九、金属矿藏开采

　　越南煤矿和锡、铅、锌等矿资源丰富。在秦汉时期，越南当时成为中国的郡县，中原的采矿技术就已经传人交州，使得当地的采矿业开始得到较大的发展。11世纪后，李朝时期，越南各种矿藏的开采继续得到发展。铜、金、银、铁等采矿业为满足铸钱、铸钟、塑像、制造农具和装饰品的需要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原料。金、银手工艺品已达到了精细的水平。中国工人和技术在越南采矿业中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元18世纪上半叶，安南“各镇金银铜锡诸矿，多募清人采”，“自场厂盛开，监当官多集清人采之，于是一场拥夫至以万计，矿丁曹夫，集聚成群，其中多潮州，韶关人。”

　　[责任编辑：王国平]

（原文载于《南亚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