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云南人民博物馆筹备委员会职工合影

　　作者 聂然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物考古工作处于探索中。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文物考古的特殊地位受到国家的重视。1950年，中央派出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并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调查，对云南的文物开展了一些奠基性的考古工作。1951年，云南省博物馆开始筹建。1953年起，云南省开始对古代文物进行有计划的调查、清理和保护，在西南边疆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打开了独具特色的文物考古事业大门。当时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古遗址及墓葬的清理调查，云南石窟寺的调查保护以及云南文物的调查收集，在全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古遗址及墓葬的清理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对晋宁石寨山古墓群遗址的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没有博物馆。1951年8月“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1953年9月改称“云南博物馆筹备处”。1959年正式定名为“云南省博物馆”。1953年，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先后派五位同志到北京考古人员训练班学习，并组成文物调查组在昆明市郊开展工作，先后发现了古建筑四十余处，古代遗址一处。1954年，又在昆明市区官渡及北市区发现古墓三十余座，在晋宁发现古遗址两处及古墓六座。在滇西姚安高陀山遗址、诸葛寺遗址、巍山火把箐遗址开展了调查。对昭通“梁堆”古墓群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虽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但在这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省博物馆开展了对晋宁遗址的发掘，没想到，这“第一次”就轰动了全国。

　　1955年3月，经中央批准，云南省博物馆考古队对晋宁石寨山作了试掘，在晋宁石寨山发掘墓葬2座，出土铜鼓等重要遗物，尤其是其中的两件铸有立体纺织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贮贝器，是从未见过的精品。郭沫若和郑振铎称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边疆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1956年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时，当时三十多岁的孙太初注意到了一个在漆器粉末下包裹在泥土中的方形小物体，清理干净后，发现是一枚金印，上用篆书书写四个大字“滇王之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汉武帝元封二年“赐滇王王印”相吻合。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195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党和政府是怎样保护文物的发言，专门提及晋宁发现的汉代铜器、金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落成，“滇王之印”被调往北京，成为为数不多在馆中展出的云南文物之一。至1996年，石寨山古墓群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出土了各类器物5000余件(套)。2001年，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发掘被列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至今，“滇王金印”仍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熠熠生辉。

　　在石寨山古墓群遗址被发掘之后，更大范围的发掘工作陆续展开。1957年，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广西、云南了解文物工作情况。在云南时，工作组去了昆明、姚安、大理下关、剑川以及保山、芒市等处。在1939年吴金鼎、曾昭燏等人发掘的点苍山洱海遗址上，进行了简单的标本采集。另外，还调查了剑川海尾河、保山马鞍山、姚安方家屯遗址。他们所调查的剑川海尾河遗址，就是现在全国知名的剑川海门口遗址，是1957年向西拓宽海尾河时发现并进行发掘清理的。进行考古发掘后，海门口出土了丰富的遗存，包括石斧、石锛、夹砂灰陶片及平底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200多根木桩和碳化的麦、谷、稗，这被认为是我国考古学上的一件大事。后来经过1978年和2008年的两次考古发掘，确定那200多根木桩正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早期最大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在世界上极为罕见，而且还是研究云南稻作文化和文化传播的重要点位，因此，海门口遗址入选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云南省博物馆专门于1959年设立了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正是日后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9名工作人员，大家都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发掘了安宁太极山墓地、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大关—昭通东汉墓等遗址。1965年因修建成昆铁路，中国地质力学研究所发现了元谋人牙齿化石，这些都是在国内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发现，是我国百万年人类史的实证。

　　2022年9月，国家文物局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上通报了昆明市晋宁区距离石寨山仅700米的河泊所遗址发现汉代建筑遗迹，出土大量封泥、简牍，为确定西汉益州郡郡治、古滇国都邑提供了重要依据。当年，孙太初等人就已发现河泊所遗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云南古遗址和墓葬的调查清理工作，仍然在为我们今天的考古探源工作提供珍贵的线索。

　　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

　　石窟寺保护与调查

　　我国石窟寺规模之宏大、分布之广阔、体系之完整，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类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化部的专家们敏感地意识到，石窟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在帝国主义强盗的大肆掠夺下，面临着保护与研究的巨大危机。因此大大加强了石窟寺价值的考证、研究和石窟寺保存状况的调查、评估工作，还成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

　　云南石窟资源也相对丰富，包括剑川石钟山石窟、剑川金华山摩崖造像、安宁法华寺石窟、晋宁将军庙摩崖造像、禄劝密达拉三台山摩崖造像、昆明地藏寺大理国经幢和大理挖色摩崖造像等。其中，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就是剑川石窟。剑川石钟山石窟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城西南约25公里处石宝山支脉石钟山麓，共十七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四项石窟寺中的一项，剑川石窟的开窟造像及利用可能自南诏大理国时期至元明清一直延续，留下了很多精美的造像，是南诏大理汉地佛教石刻艺术的代表，是中国古代佛教石窟造像的瑰宝。南诏大理汉地佛教显、密并兴，这一特点在石钟山石窟中得到了较好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方瑞武、宋伯胤、杨延福等学者就意识到了云南石窟的重要性，向全国介绍剑川石窟，扩大了其影响力，为后续剑川石窟的保护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0年，方瑞武在《文物参考消息》上发表了《剑川八窟》一文，提出了很多观点，后来一直为学界沿用。同年，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为保护石钟山石窟致云南省人民政府，请转知剑川县府对石钟山石窟妥为保护，并设法将各室内容摄影寄文化部。1951年6月，宋伯胤勘察剑川石钟寺石刻，并于1957年以《记剑川石窟》为题撰文刊发在当时的《文物参考消息》上，向全国的读者介绍了剑川石窟的情况，对照了初步内容总录的工作。1958年，国家文物出版社根据宋伯胤调查的结果，出版了《剑川石窟》一书。之后，剑川本地学者杨延福又进行了实地考察，对照了相关信息，进一步介绍了剑川石窟的一些细节和相关文化背景、类似文物等情况，并呼吁有关部门对当地本主庙中的木雕加以保护。2001年5月，云南大学和剑川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剑川石钟山石窟学术研讨会”，宋伯胤将当时到剑川调查时拍摄的石刻照相底片15类89张和其他文字资料4类5件捐赠给剑川县人民政府永久保存并提供使用。

　　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李霖灿这样评价：学术界开发西南是最近的事，尤其是云南从前一直是在被遗忘中，西南这一带究竟有多少文化上的遗产，从来是很少有人来加以估计，更说不到来考察。艺术界总是认为这一带在艺术上是一片瘠土。这可能是因为云南归化较晚，在当时的人看来可信的历史较短的缘故，石宝山(即剑川石窟)的发现改变了这一错误观念。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剑川石窟的调查与保护对改变国人对西南边疆的认识起到的重要作用。

　　对云南文物的调查收集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云南文物的调查收集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古代文物搜购摹拓及古建筑的调查，二是对革命文物的搜集保护，三是对民族文物的调查收集。

　　在古代文物与古建筑方面，1950年6月14日，文化部电召宋伯胤到北京，代表国家文物局参加中央访问团赴西南各省进行民族文物的搜集、考察。访问团8月到云南后，宋伯胤随团去了大理、丽江、怒江、临沧、保山、元阳、金平等地。1951年2月11日，宋伯胤收到国家文物局书面指示，嘱其调查云南濒危、亟待抢救的古建筑与雕刻，收购碑刻拓本。期间，宋伯胤调查了安宁曹溪寺、大理崇圣寺、一塔寺、杜文秀的宫殿、剑川金华山昆沙门天王、丽江白沙壁画、木氏宗祠的明代木刻等。他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怒江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记录了喇鸡井这一驰名滇西的盐矿的历史，抄写、传拓了兔娥石碑，并在中途采集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石斧等。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以《怒江访问日记》之名被收录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协主编的《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中。

　　同时，宋伯胤等人对公私收藏的文物展开搜购，包括对大理中学严希陵先生收藏的明代火葬罐、丽江中学藏有的火葬罐、墓碑及木家藏有的徐霞客《山中逸趣叙》墨迹一轴等。除了民族调查团的工作，云南本地的学者也进行了大量文物的调查搜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云南省博物馆研究人员、滇王金印的发现者孙太初遍访云南碑刻，对云南所存明代以前碑刻进行了拓制、抄录以及深入的考证和研究，留下了诸多文章和著作，汇集成《云南古代石刻丛考》一书。

　　在革命文物方面，1950年至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到云南期间，宋伯胤等人就着手搜集，获得朱德总司令在滇史料和云南革命先驱王德三、王复生书信等重要革命文物，送交北京保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成为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的重要见证。1954年，云南省博物馆在石林圭山进行文物征集时，又得到一批重要的革命文物。

　　民族文物的搜购调查是云南文物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宋伯胤等人着重搜集傈僳族的文物，包括锄头、镰刀、酒壶、酒杯、取火工具、木刻公文和记事牌等，并对民族代表、住屋、梁架、耕地、结绳记事、古建筑、雕刻和日常生活场景等进行了拍摄，抄录搜购了当地的家谱、书院序、墓志铭、题名等资料和拓片若干。1996年云南民族博物馆建成开馆时，宋伯胤向博物馆捐赠了一批文物资料，包括两本中央西南访问团手记，其中包括寻访昆华图书馆藏书情况、怒江历史等情况以及500多张照片，后又捐赠了第二批500多张照片、《中央访问团团员工作手册》及其他资料、纪念品15件。

　　剑川石窟 聂然 摄

　　中央民族访问团搜集民族文物的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1953年，云南省文化局组织“滇西文物勘察组”到楚雄、大理、丽江三个专区进行过一次文物古迹的重点勘察，调查了安宁的曹溪寺建筑、唐河东州刺史王仁求墓碑、楚雄的大理国护法明公高量成石刻和高生福火葬墓地，姚安的大理国兴宝寺德化碑、鸡足山庙宇、白沙壁画等并进行了测量、绘图、摹拓、摄影和记录。1954年，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组织三个工作小组，到滇西德宏、滇南红河以及石林的圭山进行文物的征集工作。其中，圭山的工作组征集到了当地各个彝族分支的服饰、银器、生产工具。

　　1961年，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建议要有计划地搜集民族文物，既是抢救民族文化工程，又可弥补考古文物的不足。中国历史博物馆接受当时文物局的任务，计划收集一套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文物，其中包括：摩梭人的母系制、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傣族和藏族的农奴制。因此，民族考古学家宋兆霖1962年赴云南西双版纳调查傣族文物，收集了近万件傣族文物，利用火车经越南运回北京。同年云南省展开文物征集保护工作。

　　当时，文物的征集与展览大大加强了其他地区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客观认识，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同胞的自豪感与对国家的认同感。后来，各地纷纷建设民族博物馆，很多就是基于这一时期征集到的文物，这为之后云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和博物馆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