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关注领域之一，全会指出了我国农业农村面临的一些问题：“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在上述农业农村面临的问题中，农业基础的稳定性问题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农村空心化是粮食安全和农业稳定的隐患

　　离土又离乡，现在中国农村空心化形势依旧严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其所需劳动力也大量增加。内地农村的劳动力在工资收入的吸引下开始往城市涌入，随着“世界工厂”的发展，时至今日，虽然其依然需要持续不断的劳动力输入，但是其吸引力和需求数量均有所放缓。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空心化”现象理应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然而农村空心化现象并没有因此得到规模化的缓解。究其原因，非常复杂。二线、三线乃至四线城市开始发展，这些城市由于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建设较为完善，导致农民工即便回到农村，也依然试图在当地县城落脚。另一方面，农村又涌现出对农民的推力。这种推力形成也是多因素决定的，比如，农村虽然在扶贫开发和乡村振兴等服务推动下获得了较快发展，但与城市基础设施及其他各项社会服务相比依然差距较为明显。由此，一些农民工尤其是二代和三代农民工往往无从适应，以至于即便待遇较差依然选择在城市落脚。又如，在一些农村的资本下乡过程中，土地被资本占有，原来的劳动力被迫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寻求新的发展。在此措施下，农民就只能离开土地，在城市艰难买房，一方面城市生计难有着落，一方面农村土地又常荒废。

　　面对空心化问题，以及由此产生了土地荒废和粮食安全问题。一些学者开出了“农业资本下乡”的药方。可惜此药方却也有短板。首先，资本是逐利的。当资本计算之下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的情况下，即便土地荒废也无法获得投资机会。同样逻辑，资本往往选择利润最高的作物进行种植和生产，而不是以国家粮食安全作为生产的基础。设想，依靠资本这一只“无形的手”对农业进行魔术师般的操弄，其结果往往是我们所不愿，也无法承受的。

　　当下扶贫开发中，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寻找农业资本，试图利用社会资本达到扶贫目的。这类被称为“农业产业扶贫”。表现上看，农民似乎是得到利益的。一方面，出租土地的农民可以每年获得固定的收益;另一方面，贫困户可以成为农业产业的雇佣工人，获得额外一笔工资。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农业产业扶贫”背后的资本逻辑。首先，由于农业种植的季节性特点，雇佣收入是浮动的，也就是说雇佣收入不是每月发放的固定收入。其次，农业资本捆绑土地的同时意味着农民就要离开土地。这无疑极大增加了农民所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这些被迫离开土地前往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农民，一旦出现经济的波动，这些农民可能就面临这极大生存风险。特别是如果遭遇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之类的灾害，则这些存在生存风险的农民又可能酿成社会问题。试想，如果他们在农村依然保有一块地，那么这块地就会成为一些社会灾难的缓冲剂，可以极大保障社会稳定。

　　以城带乡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指出农业基础不稳定的同时，也指出了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不难看出，党和国家将农村和农业发展寄希望于“乡村振兴”，且是由城市带动的城乡和谐发展的乡村振兴。可以说，党和国家所标明的方向，正是我们需要努力探索的方向。但是，城市带动下的乡村振兴是中国基层县市发展过程中特别“难啃”的“硬骨头”。

　　众所周知，虽然乡村振兴最终必将服务和反哺于城市发展，但是乡村振兴的启动，推动乡村振兴的第一个“引擎”，却一定是来自城市。从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政绩工程建设等各方面来看，优先发展城市都是“理性”的选择。可是，从长远来看，城市带动下的乡村振兴才是最终确保一地长久发展的关键。

　　首先，乡村振兴是推动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这一点，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经验和教训。以往，我们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因为其城市的工业和工厂的扩张。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工业革命的开启最先来自乡村的纺织业革命。也就是说，工业革命的真正引爆地其实是英国各地农村。同样道理，俄国虽然军工等重工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其工业总体水平和居民收入却一直处于较低的层次。究其原因，就与其工业在城不在乡有重要关系。回顾我国的改革开放奇迹，我们也总是片面夸大了珠三角作为世界工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自解放之初起，我国一直在默默发展的乡镇企业才是我们能够获得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核心基础。

　　其次，振兴的乡村将成为国家社会压力释放的缓冲带。我们比较最近的中美社会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做法就可以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农业目前只是少数大农场主的势力范围，大量普通美国人多是以城市为最后的生计来源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来临，大量企业倒闭或暂时关闭，势必造成大量失业，而这些失业群体又没有一个“软着陆”之地，由此就势必造成社会动荡。相形之下，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势就凸显出来。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也同样面临大量企业倒闭和暂时歇业，但是我国大量农民或农民工有土地和农村作为缓冲带，他们回到农村，依然有土地可以养活自己。试想，如果农村在经济、经济、文化及社会服务等各方面无法实现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农村“缓冲带”的优势可能就会消失。

　　最后，振兴的农村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原动力。城市发展离不开农村的购买力，农村发展起来了，也就意味着这一地域经济发展起来了，消费能力也就随着提高，最终会直接推动城市的发展。大量的农村构成区域的腹地，其意义在于支撑城市的发展。腹地枯竭，其所在的城市必将无法长存。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在于其枯竭的农村无法成为城市发展的推动力，造成城乡发展的极度失衡。于是，其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中等”，可是整个社会一直持续不前。拉美国家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城市要长久发展，必须发展农村腹地。

　　乡村振兴的难题在于，乡村无法通过自身振兴。乡村振兴的推动力必须来自城市。这也是党和国家在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城市带动的重要原因。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从优先发展城市转变为如何发展壮大农村。因此，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原则，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推动经济的持久、高度和健康地发展。

　　(作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 欧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