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洪武年间，中央政权在云南的统治逐渐巩固，经济社会文化得到逐步恢复和较大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改善，边疆日益巩固。取得这些进步，云南地方行政长官的功绩不容忽视。明初曾任云南左布政使(云南最高行政长官)、被朱元璋誉为“治行天下第一”的张紞(音dǎn)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张紞在云南17年，任云南左布政使13年，开展政教风化，安抚20多个兄弟民族，发展兵工农商，在一些边疆地方摆脱了土酋奴隶统治的桎梏，出现了小农经济自由耕作的初期规模。此后不久，云南便被正式列为13省的序位。

　　选派入滇

　　张紞(?～1403)，字昭季，号鷃庵，耀州富平(今陕西省富平县)人。张紞之父张敏，号月山，是一名贤能廉谨的好官。张紞承袭家风，洪武年间以贡生身份出任东宫侍书。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平定后，张紞被选派云南，出任左参政。

　　自古于马上得天下，不能于马上治之，随着云南战事的推进，朱元璋开始筹划设置云南地方行政机构。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命重臣梅思祖、潘原明暂时代理云南布政使司事务，急需一帮年富力强的僚佐，作为骨干力量培养。张紞从地方儒学教授起家，在职掌内外章奏的中央机要部门——通政司已历练多年。张紞被选中担任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协助梅思祖、潘原明管理云南民事、财政。洪武二十年(1387年)春，张紞入京述职。朱元璋认为张紞“言出则诸蛮耳入，令布则诚信相孚”，稳定了边疆，推其“治行为天下第一”，特命吏部免于考核。同年，张紞升任云南左布政使，成为云南最高行政长官。

　　治滇事迹

　　张紞完善了云南布政使司职能，奠定一代规模。当时沐氏家族镇守云南，总揽一方，但许多具体事务都要靠张紞统筹，举凡全省贡赋法令、坛祠公署、典仪制度、军粮营办等，都是由张紞创设操持。张紞汲汲荐引贤才，协同沐氏，共同营造了明初云南的稳定局面。

　　促成代纳秋粮，纾解民困。云南各地钱粮贡赋，刨除军需民食，往往不足缴纳数额。并且偏僻之地，山川阻隔，运输极为不便。洪武十四年(1381年)至十六年(1383年)云南又遭受霜冻灾害。张紞体恤民困，上书呈请，洪武十七年(1384年)十二月，朝廷减免云南11万余石租粮，并破例准许云南以金、银、锡、贝、布、漆、丹砂、水银等土特产代纳秋租。这些举措，既解除了民困，又充实了国家府库，还促进了云南工矿业的发展。在折抵纳租的诸物中，海贝是当时云南各民族普遍使用的货币，通常产自南亚、东南亚沿海。代纳秋粮制度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云南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往来。

　　维持盐法开中，促进商贸。明朝军队大批进入云南，时常面临粮食短缺的局面，屯田政策也难以短期见效。明政府便利用食盐国家专卖制度，招募商人前往云南边地“开中纳粮”，即以盐为中介，招募商人输纳军粮、马匹等粮食物资的方法。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规定凡往云南纳米6斗者，换给淮盐200斤，纳米5斗者换给浙盐200斤，纳米1石者换给川盐200斤，获得相应的食盐特许运销权。盐商往来，促进了商贸，也常会在这些地区募民屯田。后来，开中纳粮的方法一度停止。洪武十九年(1386年)春正月，张紞上奏：“旧例商人纳米于金齿(滇西地区)者，每斗给盐一引，因此储粮充裕;以后朝廷停止中纳盐粮，不许输谷，商旅少至，粮饷缺乏，请仍其旧。”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次年八月在楚雄府恢复开中纳粮。

　　营建基础工程，爱惜民力。明代布政司公廨在今天昆明威远街西口，沿用大理国东府、元代行中书省房舍，规模狭小，而且年久失修。张紞进入云南，内忧外患、百废待兴，忙于应付兵戈饥疫，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才得以储备材料，重修堂舍。张紞先让官吏统计所需木材的数量，按民户财力分配赋役，转送运输不立期限。民夫从4州11县选调，每一州县均排作三四番，每番工作10日。张紞顾念云南民众赋役繁重，不敢妨碍农务、损害民力，故而修修停停，拖延许久。另外，张紞治下，云南民间婚丧嫁娶均有定制，风俗为之一变，大抵也有爱惜物力、崇尚简朴的考虑。

　　知人善任，兴文重教。张紞优待谪戍云南的士人，“流徙云南者，无问识与不识，皆厚恤之”，朝士董伦、王景常、韩宜可等至云南，都受到张紞礼遇。浙江崇德人程本立，洪武二十年(1387年)被贬谪为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位于今玉溪市新平县)吏目。当时云南局势不稳，程本立受到张紞与沐英赏识，被委以统领守御之任。程本立感激自誓，“欲以死救此一方”，不畏艰险，深入楚雄、姚安、大理、丽江等地招抚各族民众，使这些地区少数民族心悦诚服，社会安定。后来，程本立被选为翰林，成长为一代名臣。此外，张紞还兴设庙学，促进了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

　　清简自守，顺俗施化。张紞在滇素有“风操清纯、纤尘不淄”的美名。偶有闲暇，张紞还注重了解昆明四周的山川形胜，留下《登太华寺》等诗篇。其中“从今愿买游山屐，野客无妨屡见招”，反映了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云南土官、僧人、儒士慕名而来，求赐碑记、序文，张紞也欣然挥毫，行文真挚平和，没有官架子。对土官董赐，张紞热情劝勉、褒奖其尽忠明朝的善行;酬答名僧无极，撰写《感通寺碑》，用诚心感化大理僧俗;应昆明儒医李添爵之请，阐释敬慎之道。这些都是张紞善于沟通云南各阶层人士、顺俗施化的例子。

　　在张紞的努力下，云南行政事务走上正轨，边疆局势趋于稳定，民族关系逐步缓和，经济生产恢复发展，文化教育得到推广。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建文帝继位，张紞以其治滇功绩，被擢升为吏部尚书。滇人思慕张紞德政，为其建立祠庙，常常把他和元代赛典赤相提并论。

　　治滇方略

　　正如后世所言，张紞在滇为官“靡不仰契圣衷、俯顺时俗”。张紞善于领会中央战略布局，认真体察云南省情，这为他治民理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张紞归纳的“德、威、廉、信”四点治滇方略，启迪着明清封疆大吏，在今日也不失其借鉴意义。

　　编纂《云南机务抄黄》，归纳治滇方略。刘紞升任云南左布政使后，特意把朱元璋针对云南军政事务下达的敕谕，汇编为《云南机务抄黄》，留训后世。刘紞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德、威、廉、信”四点治滇方略。他在《布政司公廨记》中强调，治理云南必须德威并用、攻心为上。无事之时，宜“宽小过，守大纲”;有叛乱，必须尽早剿灭，以惩其余;德怀百姓，必然推己及人，要求官员廉洁奉公，不得作威作福，“得其理则能感，不得其理则不能感”;要取信于民，不是一厢情愿、做做样子，而是让各族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这样才能诚信相孚。

　　张紞将促进生产、改善民生作为治滇的关键，提出云南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张紞认为云南生产力水平长期落后，自然资源无法有效利用，人民“无宫室服用富厚之资”，无法适应苛刻的政令赋税制度。“生理既不足系其心”，施政稍有不当，便会产生动荡。另一方面，在历史上，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发达地区与发展不足地区的地位也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冀北中原之地古称繁华，唐宋之后风采不再;闽、浙也曾是边疆欠发达地区，宋元以来却一直富庶殷实。张紞认为，通过立学兴教，云南“鼓刀之习可以渐革”，经济生产又何尝不是呢?

　　研究张紞在云南17年的治理实践及方略，总结其利弊得失，对当代云南建设发展，应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文献研究所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