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氏后人赵刚老师核实，右图右侧建筑为当时由云龙的居所，门上有“由氏墨庄”门头，涵翠楼为其中一院。左图红砖楼位置即为当时“涵翠楼”所在地。

　　江燕

　　卷帙浩繁，书卷古籍中记录着历史、传递着文化。藏书文化是各地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景观，藏书家们也是一定历史时期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的突出代表。清代著名藏书家张金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序》中说：“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中国私家藏书发展与地方文化发展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云南地处边疆，交通不便，购书藏书不易，但出于对不同文化学习交流的渴求，对推动地方教育发展的需求，当时许多滇贤名士不惜重金，四处访书藏书，以飨共赏。

　　藏书而读，由云龙自建“涵翠楼”

　　在名人环居的昆明翠湖边曾经有一座私家藏书楼——“涵翠楼”，由云南楚雄著名藏书家由云龙自建。“涵翠楼”初建于昆明翠湖南一丘田，因“近挹湖光，苍翠之色，扑人眉宇，举所得书尽藏之，榜其额曰：‘涵翠楼’”。于1923年移至翠湖北小吉坡，“为楼五楹，亦如初状，而高爽过之，仍题旧额。”

　　由云龙是云南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字夔举，别号定庵，楚雄姚安县人，清末举人。历任永昌知府、云南省教育司司长、云南护国军都督府秘书长、云南省代省长，解放后任第一、第二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由云龙一生为云南的发展做出过许多贡献，参与创办民国时期的《云南日报》;倡导实业，致力于云南电力、自来水等公用事业的创建，亲自操办耀龙电灯公司。由云龙不仅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为文治学也成就卓著。他的著述非常丰富，著有《定庵题跋》《石鼓文汇考》《滇故琐录》《东游日记》《北征日记》等，潜心纂修《姚安县志》。由云龙自幼时起就很喜欢读书，成年后和哥哥由宗龙一起搜求典籍，十多年间藏书达三万余卷。1923年，由云龙搬至昆明翠湖居住，他将家中的五间楼用来藏书，因居住于翠湖边，由云龙给自己的藏书楼命名“涵翠楼”。经过多年坚持不懈地收集，由云龙家中藏书多达十二万册，藏书而读，丰厚的藏书为其修史治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他在《涵翠楼藏书志序》中就曾表示：“退食之余，休沐之暇，则手一编以印证身心，评骘今古，觉其味醰醰，淡而弥永”。

　　涵翠楼既成，由云龙复于楼东偏地，因其隙为园，莳以桃、李、海棠、石榴、丁香、梅、兰、辛夷之属，累石为山，晶莹整洁，可坐而憇，取“退一步想常若有馀”比物言志，因名之曰“馀园”。涵翠楼、馀园相继完善，由云龙担心众籍散乱无章，于是依《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增加科学、丛书，分类编目，“收蓄既多，虑其散乱无序，爰类次其目，并仿马氏经籍考例，钞其序跋，藉以诠次卷帙，董理旧闻。”所藏之书，多钤印“由氏涵翠楼藏书”“由云龙印”“夔举”等藏书章。

　　由云龙《涵翠楼藏书志序》曰：“余幼嗜典籍，苦所居僻陋，不获博取旁搜以供研讨。而立以后，始勤加购求，二十年来，所得约三万余卷，大要史部、掌故、丛刻为多，史部外以集部诗文为备，科学新本亦间收采，顾嗜好与人少异。盖辨版本，溯源流，夙非予之所长，每得一异书，必详探其旨趣，紬绎其义理，其版刻新旧，不过泛览粗涉，略知其来历而己。癸亥之春，移居于九龙池北，就前楼五间，尽以庋藏诸书，牙籤排比，缥缃错列。退食之余，休沐之暇，则手一编，以印证身心，评隲今古，觉其味醰醰，淡而弥永，惜脑枯健忘，目力不济，不能久对书史，灯下稍久，尤苦昏眊，每不胜时，过后学之叹，特性之所嗜，乐此不疲也。”由云龙自退职家居，葺小园一区，杂莳花木，有楼三楹，插架万卷。依栏凭眺，高吟逸句，俯唱新词，评隲今古，好不心旷神怡，顿生思亲怀人之感!每日晨兴，翻阅书史，点勘群籍，迄于瞑不倦。盖以炳烛光阴，老学晚盖，故有汲汲孜孜日不暇给之势。1923年腊月初十，由云龙赋《岁暮读书涵翠楼》诗，以志读书之趣：

　　高楼筑向翠湖滨，玉轴牙籤列架陈。

　　韶景虚抛年易晚，奇书补读味弥真。

　　云山三面如张画，风雨中宵觉有神。

　　闭户不嫌人寂寞，歌呼元白在比邻。

　　1942年，侵华日军飞机轰炸昆明时，涵翠楼及周边园地被毁，有关“涵翠楼”藏书遗迹，后人只能从《涵翠楼藏书志序》中寻觅大概。为避免书籍散失，由云龙的12万余册藏书大部分后期都捐献给云南大学图书馆、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即今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实现了书为天下用。

　　云南历史上的私人藏书家们

　　细数云南历史上有名的私人藏书家，明代早期有昆阳李资坤，明正德八年(1513年)中举人，官铜仁府知府，考天下清官第一。比归，不谒公府，购书万余卷，朝夕披览，自号“一蠹居士”;太和(今大理)杨士云，万卷横陈，其居曰“乾乾斋”;浪穹(今洱源)何鸣凤、南宁(今曲靖)朱家民等，皆以万卷积书。少数民族土官中，顺宁(今凤庆)土知府勐寅万历癸酉(1573)购经史子集，建聚书楼，又名万卷楼。姚安土同知高奣映，“藏古今书籍于佛雪岩，编为十号，每号千数百卷，三姚缙绅蓄书之家，莫与为比。”丽江木氏土司由于接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有明一代，世守十数辈矣，惟雪山(木公)振始音于前，生白(木增)绍家学于后，与张禺山、李中谿相唱和，用修杨太史亦为揄扬。”木增不仅自己熟读经史书籍，还重视刊刻收藏，不惜工本，从各地购进大量书籍，花巨资在其所住府署建三层楼以藏书，可谓“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木增《检书》诗中“万卷浑如邺架藏，青藜小阁满芸香”，生动描画了“万卷楼”藏书之富。遗憾的是，以上2座“万卷楼”皆毁于战火。方国瑜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记载：“闻故老言：木氏自木公至木增所作诗文集十余种，及其他撰述，先后寄至常熟汲古阁毛晋家精刻版片，运归藏于万卷楼。咸同兵燹楼毁，图籍与版片荡然无存。故木氏刻书流传至今者甚少矣。”晚明则有姚安陶琩、陶珙兄弟的“古松精舍”。

　　清代有昆明王思训，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读，博极群书。后奉亲养老还乡，“有志述作”，将康熙所赐和自己多年购置搜集的书籍带回家乡建楼藏书，现有“赐书堂”遗址保存在昆明市官渡区，是当时昆明规模较大的藏书楼。宜良严廷中的“红蕉吟馆”、昆明戴絅孙的“味雪斋”、李於阳的“即园”、李坤的“浪花楼”、剑川赵藩的“向湖村舍”、晋宁方树梅的“学山楼”、呈贡秦光玉的“罗山楼”、建水梁之相的“二十万卷楼”、腾冲李根源的“曲石精庐”等，都是颇负盛名的私人藏书楼，且各具特色。如昆明于怀清的“双水精舍”，于氏祖籍河北，“家居邯郸宅，燕市近遐迩”，寓居昆明后，建“双水精舍”藏书楼，所藏多系来自冀北世代相传的医籍，其中尤以子部的医经本草最具特色，《历代本草源流演变图录》图文并茂，堪称稀世之本。新中国成立后，于乃义充分利用这些私藏医籍，与胞妹于乃馥自1956年起开始校注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至1978年完成，后由云南科技出版社精装印行。

　　因时代变迁，上述这些私家藏书楼大多未能保存，遗迹难觅，但这些藏书楼因学术而生，为治学而藏，兼具藏、学、研、传诸多功能，大大地弥补了官方藏书的缺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近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藏，在保存及传播云南地方文化遗产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藏书楼的珍本善本中很大一部分后来由云南省图书馆接收和保存了下来。

　　“吾滇去中原绝远，读书尤不易易，海内外有出版名著，必辗转流传，历久而始克到滇，寄递之难，运输之苦，又倍之。世家巨族常有望洋向若之叹，贫无力者可知矣。自图书馆创立，于是四部之书稍稍略备，详订规章，任人观览，有如饿夫嚮欲，求一饱而不得者，一旦珍错满前，得恣其咀嚼，其快意可想”，由云龙这段话叙述了云南历史上购书、藏书之不易。由云龙与其他云南藏书家如陈荣昌、周钟岳、华世尧、梁之相、钱嘉谷、方树梅等人不断通过书籍的购买、整理、存放、编目、阅读等不断完善自身的藏书活动，呈现了他们在政治、文化名人之外，作为藏书家的另一面，他们对图书的收集、整理、保护和阅读活动，为我们了解其生平和思想提供了多元视角。许多珍贵的典籍因收藏家们的保护而得以流传下来，这些珍贵藏书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云南的藏书文化，而藏书家的藏书、读书传统，亦为我们进一步推动当前的全民阅读活动提供了借鉴意义。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图片为由氏后人赵刚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