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持续发展，必须要法治的保驾;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不可缺少法治的护航;一个社会的和谐安定，离不开法治的保障。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该如何续写新篇章?在借鉴他山之石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掘、整理、摄纳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我国古代“一断于法”的理念、“礼法合治”与“德主刑辅”的观念以及优良的乡规民约和家训家风，都有益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建设。

　　第一、摄纳“一断于法”的理念，确立法律的基本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确立宪法的根本地位，法律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的法家就极为重视法律的作用，提出天下事“一断于法”、“法不阿贵”和“刑无等级”等理念，值得学习借鉴。管仲多次阐释法律的重要性，“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律具有根本的地位，也是国家富强，政府有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法律之中，没有例外，不论何人，都要依法行事，即便是天子，也要遵守法制。“法令者，君臣之所共守也。”管仲又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只有全民学法用法守法，才能实现善治的局面。司法也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刑罚面前，没有特权，不论何人，不分贵贱，不管高低，只要犯法，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因而，合理地吸取这些观念，不仅有利于形成法治思维，养成法治行为习惯，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尤其强调“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法律体系必须随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举国上下重视法治，方能积极有效推进法治建设工作。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们要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国家对法治的重视，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根本保障。

　　第二、吸收“礼法合治”与“德主刑辅”的观念，助推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礼在中国古代具有多重内涵和功能，在一定意义上与法具有相通性，也是一种社会规范。在《左传》和《国语》中，不时能看到先王之礼、先王之制又被称为先王之法的表述。而作为习惯与传统代表的“礼”，往往长久不变，具有超时代性，对人们的行为起着训导的作用。能够弥补法律的不足，尤其是因变更而带来的问题。故而礼法合治，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个特色。

　　一个健康的社会决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维持底线，还要有道德的约束与缓冲。《论语》言明德治的优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也能有效解决问题，尤其是人民对国家和政府有较高的认同感时，便能举国一心，攻坚克难，同舟共济。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以道德教化百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是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的目的。

　　第三、裁取乡规民约，弘扬家训家风，促进法治社会建设。作为我国古代家训的一种形式的族规民约，对家族与乡里的秩序化、友好和睦及繁荣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一种介于法律与人情之间的道德化的规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律法的功能，调解各种民事关系，规范乡邻秩序，管制各种违规违德行为，以实现和谐无争无讼的民间社会。

　　因此，良好的乡规民约与家训家风，为维系古代礼法社会的长治久安，起着不可忽视的功效，也是我国古代独特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习总书记强调，家庭道德建设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是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面对繁多的乡规民约家训，若能科学合理地裁剪，选取有益的部分，并弘扬之，不仅有利于当今的法治建设，提高个体的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还能形成独具魅力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古圣先贤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其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与政治方略，不仅极具特色和智慧，且依然焕发着蓬勃的活力。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作用，借鉴各国先进思想的同时，更要扬弃自身的传统文化，对之进行甄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结合时代与国情所需，合理地摄取各种优良传统，纳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化组成部分，助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以早日实现“到二〇三五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宏伟目标”!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