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汉代张骞历经艰险，“凿空西域”，开辟了被后世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称之为的陆地“丝绸之路”，这是一条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唐、宋、元、明时代，海上贸易进一步繁荣，彼时中国船队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始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与沿途诸国开展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是为“海上丝绸之路”。一北一南，从陆地到海洋，古代中国人以勇毅豪迈之精神，极大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不仅在经济贸易更在文化上与更广阔地域的国家、人民交流交往乃至交融上，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博大内涵，以造纸、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等中华文明典型代表，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无论是在中华大地上耕耘繁衍，还是远涉重洋开创新的天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儿女始终秉持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明，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社会发展形态，是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当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传统文化再次面临焕发新颜的重要机遇，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响应时代召唤，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抱“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凝心聚力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越是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越是备感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的光荣而重大的时代责任，推动中华民族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被迫睁开眼睛看世界。无数仁人志士历尽艰辛和探索，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谛，“一盘散沙”从此“万众一心”。中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魂魄，更好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迈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更加有力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如何对待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五四运动以来国人不断深思乃至纷争不已的历史谜题，我们有过曲折、激进、摇摆，在历史的走向和反思中最终走向了理性，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抉择和担当。以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为代表的中华儿女给出了较具共识的答案。钱穆先生在抗战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中，曾寓居云南宜良岩泉寺，潜心完成不朽之史学著述《国史大纲》，开篇序言中即鲜明表明了每个国民对中国固有历史及其文化所应持守的4条基本信念，这振聋发聩之声穿越时光，成为至今抚慰中国人心灵的温润答案：“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对本国历史及其文化所持有的“温情与敬意”，与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脉相承，它坚决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观照历史事实与未来走向，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结合具体的时代特点，创新发展，推动中华文明继续前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进一步深化研究，清晰认识，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汇聚起磅礴的团结力量。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我们的每一次前行和超越，无不与往昔走过的历史足迹息息相关。当今时代和社会，人们的命运更加紧密的聚合关联在一起，站在历史关口上的人类命运和中华民族及文明命运，同样面临抉择与创新，然而却是在承继、扬弃基础上的创新，是历史螺旋式的高级发展。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曾经提出过“轴心时代”的概念，用以描述早期历史上影响人类社会的贤哲思想(参阅：《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德]卡尔·雅斯贝斯 著，李夏菲 译，漓江出版社，2019年5月)。他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范围内几乎同时诞生了彪炳史册、光耀千古的几大文明——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在这一段时期，上述地区出现了孔子、孟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犹太先知等形塑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伟大思想家。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相同的伦理道德规则，将自我提升到超越个体和世界的内在根源，开始用理智、道德的方式面对世界，即推己及人、关爱众生。孔子教导弟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印度教推崇守贞专奉，佛陀说“是故为自爱，勿以伤害他”，《圣经》中的首要诫命之一“爱人如己”，古希腊悲剧对同情和怜悯之心的呼唤，都是这种理性规则的体现。这个时期人类形成了某种“深刻的互相理解”，“迈出走向普遍性的步伐”。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现”。人类社会2000多年来都受惠于“轴心时代”这些伟大贤哲所提出的思想，这些人的理论对当今社会的文化生活仍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由此成为人类获得创新与前行的不竭的动力源泉。

　　“轴心时代”是人类伟大贤哲集中闪耀的时代，他们几乎在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空间上共同塑造了此后2000多年人类的心灵，实现了人类文明的“突破”和人性的整体飞跃。人类文化的每一次飞跃，都面临传承与创新，常常要回到文化的源头去汲取前行的动力。这方面例子很多，例如，西方文艺复兴就回到古希腊，从古希腊文化中找到力量，使得欧洲的文化获得重大发展。正像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然是奠基于对绵延5000年的悠远历史文化中去找寻现实与未来的答案及动力，文化的复兴成为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放眼当下和未来，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民，必将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以更加高昂的文化自信、更加深厚的历史自觉向世界展现中国面貌，阐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一道携手构建更加公正、文明、和谐、开放和包容的新格局。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  王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