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大泊口生态修复示范区一景。徐鑫雨摄/光明图片

　　滇滇池环湖路内侧、昆明晋宁区昆阳街道绿色高效花卉生产示范项目基地种植的玫瑰花。张勇摄/光明图片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清代名士孙髯翁一副“天下第一长联”《大观楼长联》，将“高原明珠”滇池的秀丽风光娓娓道来。

　　冬日，西山脚下，滇池之畔，成千上万的红嘴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地，飞越数千公里来到春城昆明，在水清岸绿的湿地公园闲适“漫步”，“体验”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海埂大坝边慕名而来的游客，用面包“口粮”招待同样远道而来的红嘴鸥“贵客”，微风拂面，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舒展开来！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昆明滇池星海半岛生态湿地，了解滇池保护治理和水质改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滇池是镶嵌在昆明的一颗宝石，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再接再厉，把滇池治理工作做得更好。

　　近年来，昆明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秉持“滇池是用来保护的，不是用来开发的”理念，采取“退、减、调、治、管”等措施，扭转了滇池水质长期处于劣V类态势，一湖清水还复来。

　　治理高原湖泊是世界性难题。破解“环湖发展”之局，湖泊才有希望，城市才有希望。昆明是如何着手破解城市发展和滇池保护矛盾的？滇池治理有哪些经验，还面临哪些挑战？日前，本报记者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的专家学者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滇池流域的村庄、企业、科研院所，探寻高原湖泊与城市协同发展之路。

　　补水截污：破解人水之困

　　受地理、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滇池流域水资源较为匮乏，昆明则是全国14个缺水城市之一。“先天条件”本就不足，不断发展的城市和增加的人口又进一步挤占了滇池生态用水，还产生了大量污水。如何解决水资源匮乏、环境压力大、湖体自净能力弱等诸多困难，是破解滇池人水之困的核心问题。

　　外流域调水是解决缺水问题的重要举措。2007年至今，昆明市先后建设了掌鸠河引水工程、清水海引水工程、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等域外调水工程。截至今年5月31日，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累计向滇池补水45.53亿立方米，提供城市应急供水6.05亿立方米。

　　水污染防治是滇池治理的首要任务。“截至2023年7月，我们已经建设市政排水管网7864公里，庭院小区雨污分流改造5593个，建成29座水质净化厂，日处理能力达252万立方米，城市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宏介绍说。

　　今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滇池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昆明市认真对照整改，迅速开展西园隧洞清污剥离，建设西园隧洞至第十三水质净化厂连通工程，每日约11万立方米污水转输至第十三水质净化厂处理;全面开展新增黑臭水体整治，对督察反馈的老海河、新螺蛳湾排洪沟开展现场核查，采取“一河一策”加快源头整改，开展老海河、新螺蛳湾排洪沟等河段生活污水抽排、清淤和沟底平坦化整治;对列入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的黑臭水体，每月开展不少于3次的常态化水质监测。

　　位于昆明官渡区宝丰半岛的昆明市第十五水质净化厂建设工地上，吊车、挖掘机紧张作业，工人正热火朝天地施工。“这是处理昆明城市污水的兜底项目，建成后，雨季每天污水最大处理量可达到60万立方米，将极大改善滇池、河道的水环境。”项目副总工程师刘向东说。

　　昆明还积极推进滇池湖滨湿地建设，进一步缓冲污水入湖并净化水质。按照“人工干预最小化、自然恢复最大化”原则，共建成以湿地为主的滇池环湖生态带6.29万亩，滇池湖滨已初步构建出一条平均宽度约200米的闭合生态带，形成了一条湖滨绿色屏障。

　　昆明市呈贡区捞鱼河湿地公园的建成开放，进一步提高了净化入湖河水功能。调研组在捞鱼河湿地看到，捞鱼河河水流进湿地后，依次流入杉树林区、芦苇丛区，最后流入滇池。“捞鱼河水经过水中植物层层沉淀过滤，水质明显改善。”滇池度假区滇管水务局邓驹恩说。

　　实践证明，要彻底破解昆明人水之困，必须实施域外调水解决城市“缺水”和滇池“渴水”问题，必须坚决堵死污染源，不让一滴污水流入滇池。

　　湖进城退：破解湖城之困

　　站在海埂大坝码头，金色的夕阳把西山映衬得朦胧隽美，让人流连忘返。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今这片草海片区，历史上是茫茫的滇池外海水域。滇池治理保护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破解湖城之困。

　　2021年5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了“云南昆明晋宁长腰山过度开发严重影响滇池生态系统完整性”典型案例。这些违规项目严重影响滇池生态系统完整性，本质上是城湖关系扭曲异化的结果。

　　调研组来到长腰山、五渔邨等地，看到滇池面山上曾经的别墅、水泥地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草地。“长腰山片区的大码头和水军府都已拆除，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所有建筑全部应拆尽拆，并按要求严格进行了生态恢复。”晋宁古滇管委会相关负责人李敏告诉调研组。

　　要吸取教训，就必须厘清城市发展和滇池保护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前，昆明城区并未与滇池直接相连，但历经多次围湖造田，滇池水面面积不断缩小。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城市发展不断向滇池靠近。1988年昆明市首次发布实施《滇池保护条例》，把保护区划分为滇池水体保护区，滇池周围的盆地区，盆地区以外、分水岭以内的水源涵养区三类。在水体保护区设立了418棵界桩，明确了滇池水体保护范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工业产业大规模发展，昆明城市也急剧扩展，由“翠湖中心”时代转向“滇池中心”时代，在空间上给滇池带来了持续性加剧的压力。

　　此后，昆明对滇池的保护力度持续加大。2013年颁布的《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将滇池保护的法治依据上升为省级地方性法规，并首次明确划定了滇池保护的“一、二、三级”保护区范围。昆明市还同步启动了滇池保护界桩以外100米范围内“退田退塘退房退人”“还湖还林还湿地护水”的“四退三还一护”工程。

　　近几年，云南省“湖泊革命”攻坚战持续推进，湖泊生态空间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2022年4月，云南省政府提出了湖泊保护生态红线和湖泊保护生态黄线，将滇池保护空间划分为生态核心区、生态缓冲区和绿色发展区，并列入2024年1月1日修订发布的《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中。此次划定滇池生态核心区面积49.38平方公里，比原来的滇池一级保护区陆域面积增加了24.31平方公里，是滇池一级保护区陆域面积的1.97倍;滇池核心区及缓冲区面积比环湖路以内陆域面积增加了54.50平方公里，实现了“湖进城退”的巨大转变。“西山区的滇池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更大了，其中涉及不少村寨和农田。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西山区水务局滇保所所长张银川说。

　　当前，昆明市将城镇建设的“三区三线”与流域“两线三区”紧密衔接，湖泊生态红线内不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湖泊生态黄线内原则禁止新增建设项目。

　　事实证明，要破解湖城之困，首先要破解“环湖开发”“环湖造城”之困，走“离湖发展、湖进人退”之路，走“跳出滇池、发展昆明”之路，走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的系统发展之路。

　　绿色种植：破解面源污染之困

　　面源污染一度是滇池流域入湖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种植业是主要面源污染来源。因而，调整和升级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绿色有机种植，成为昆明市破解滇池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难题的重要途径。

　　在滇池环湖南路内侧，晋宁区昆阳街道的墩子村和兴旺村有一片400亩的绿色高效花卉生产示范项目基地。“在环湖路内侧缓冲区种花，对滇池有污染吗?”调研组成员有些困惑。

　　为探究竟，调研组来到这片花卉基地，只见高大宽敞明亮的大棚里，管道纵横交错，无土栽培的玫瑰赏心悦目。“我们这里是基质栽培，精准滴灌施肥。”墩子村委会乡村振兴干部朱婷说，“水肥回收循环使用，能避免污水流进河道和滇池!”

　　墩子、兴旺两村村民过去大多以捕鱼为生，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后，村民改为种植玫瑰花，但都是低端大棚、大水大肥。近年来，昆明市实施滇池环湖路临湖一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达不到水肥一体、基质栽培、肥水零排放的低端大棚全部拆除，发展绿色有机种植。墩子村、兴旺村建设了400亩绿色高效花卉生产示范项目，实现了滇池保护治理、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村民增收致富。

　　滇池保护和滇池周边村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晋宁区上蒜镇更加突出。上蒜镇71%的面积位于滇池一、二级保护区，村民长期靠捕鱼、种菜、种花为生。2021年以来，上蒜镇经历了环滇池边违规违建整改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拆除建(构)筑物近40万平方米、低端大棚2700余亩，27%的群众种植收入明显下降。

　　“差距怎么看?发展怎么办?工作怎么干?”上蒜镇提出“发展三问”。“我们的答案是，整合滇池周边景区景点、湿地、历史人文等资源，推进小渔村、牛恋村等4个美丽乡村建设。”上蒜镇党委书记张卿说。

　　小渔村在环湖路临湖一侧退出低端大棚种植耕地近210亩，进行生态种植，引进稻鱼共生等项目，开发生态旅游。“目前小渔村年收入预计超过1000余万元，群众房屋租赁收入较2022年增长约20倍，牛恋村上榜2023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张卿说，上蒜镇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达95%以上，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建成总水域面积320亩的茨巷河前置库，入滇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水。

　　近几年，在云南大学专家的技术指导下，昆明严格执行国家遏制耕地“非农化”政策，滇池环湖路临湖一侧退出花卉蔬菜等大肥大水农作物1.09万亩，调整种植水稻、油菜等农作物面积8480亩，稳步推进36万亩测土配方施肥示范项目、3.9万亩有机肥替代示范项目。“现在滇池周边农业污染负荷越来越少，呈消减趋势。”昆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程幼昆说。

　　破解湖城之困，要破面源污染之困，破面源污染之困必须破“环湖发展”之困，坚决改变滇池沿岸“贴线开发、过度开发”的现状，走一条“跳出湖泊、转型发展”之路。

　　科技赋能：破解生态修复之困

　　走进滇池西北岸的龙门藻水分离站，只见滇池水流哗哗作响，经过“藻水打捞、物理过滤、加压沉淀、高效气浮、尾水利用、藻泥脱水、环保处置”工序，不仅还了一池清澈的地表Ⅲ类水，令调研组惊叹的是，藻泥加工后还能“变废为宝”，成为有机肥。

　　龙门藻水分离站是我国第一座专门用于湖库蓝藻水华的处理站。“2023年，分离站累计打捞处理富藻水约5001万立方米，原位回补优质尾水3033万立方米，生产处置藻泥约27901吨。”昆明滇池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陈实舀起一杯过滤后的清水说，“现在我们找到了一种改良的过滤技术，每立方米过滤成本预计减少0.15~0.35元。”

　　如今，包含龙门藻站在内的3座藻站、8套大中型打捞平台、8艘藻船、7台藻车等得到合理调度，加上无人机巡飞、卫星遥感等措施，科技的加持让滇池蓝藻水华得到有效处置。2023年，滇池富藻水日均打捞处理量达13.7万立方米，是2021年的两倍多。

　　科技赋能的实践，还体现在滇池外海北部和草海之间的大泊口水域。经过努力，如今在大泊口水域，对水质要求极高的海菜花再次出现。

　　“大泊口水域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通过截污控源、微滤除藻、沉水植物引种扩繁等措施，修复水生生态系统。”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工程师李杨说，“经过5年多的持续管护，大泊口水域总体水质基本可达Ⅲ类，沉水植物分布面积从2015年不足10%增加到50%以上，海菜花、水鸟越来越多了。”

　　站在大泊口水域长廊望去，远处西山绵延、水净如镜，低头细看，苦草、菹草等喜清水植物生长，彰显了治理的成效。

　　大泊口水域生态修复是滇池治理的试验田。李杨表示，根据该工程实施经验和科研成果，探索形成了一套可用于滇池生态修复的技术体系、配备了一组可用于滇池生态修复的装备、优选了一批有利于滇池生态修复的物种。

　　生境恢复的前提是污染负荷得到基本控制。云南大学组织联合团队创建高原湖泊农田和山地面源污染集成防控的技术体系，形成四大专利群，贯通面源污染防控全过程的技术链，为滇池等高原湖泊面源污染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路径引领。

　　针对2023年以来的干旱气象，云南还系统开展高原湖泊流域来水趋势性减少、年均水温趋势性上升等保护治理研究，推进入湖污染负荷动态核算等研究，为科学治湖提供有力支撑。

　　破解滇池治理保护的科技之困任重道远。专家表示，如今除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降低成本。李杨直言：“水体透明度的稳定维持问题还没有解决，螺和蚌这类本土底栖动物还没有恢复起来。对滇池这么大面积的湖泊进行生态修复，还需久久为功。”

　　破解生态修复之困，离不开科技手段。必须围绕水质改善、水环境改善、水生态改善，用新质生产力和数字科技赋能治理湖泊，走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经验与启示

　　滇池曾是我国乃至世界富营养化程度最严重的高原湖泊之一，经过持续20多年的治理，水质有了明显改善，在全球大型严重富营养化湖泊治理中提供了昆明方案，在探索高原湖泊如何与城市和谐共荣发展方面取得了宝贵经验。具体表现为：

　　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先行，科学治湖。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调配;积极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水专项和地方水污染防控科技攻关及示范项目，研发保护、治理、管控的系列关键技术，为治湖的良策善治提供了科学先导与技术支撑。

　　优化发展方式，清理产污源头，全面削污减污。强化城镇生活源治理，实施流域雨污分流，狠抓农业农村面源治理，强化湖泊内源整治，降低城市及流域污染产生强度;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布局，有效削减花卉、蔬菜等农业支柱产业的污染输出，为湖泊水环境好转提供了基础性支持。

　　增强湖泊代谢机能，还湿地清河道，重构湖泊生态。昆明尽最大努力恢复湖泊历史存留的湿地，重构湖滨水生植被结构和生物多样性;牛栏江等活水入湖，为构建湖泊自我造血能力提供了流域性支持;修复入湖河道生态功能，提高了河道自净能力以及清水输送的保障能力，确保入湖清流促进湖水新陈代谢。

　　调整人湖关系，实施人湖共治，推进城湖协同。昆明实施党政河长、市民河长相结合的“一河两长”制;重新修订《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划定发展红线和黄线，重新规范了人湖关系以及保护与发展的空间格局，全面界定了城湖关系，为湖泊的休养生息拓展了生态空间。

　　但相关专家认为，影响滇池保护治理的四大问题依然存在。一是结构性问题：环滇池累积建设已成事实，流域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还难以支持滇池水环境与水生态发生根本性好转;二是根源性问题：区域发展远超滇池水环境容量和水资源承载力，湖泊湿地的“肾脏”净化能力不足;三是内生性问题：滇池水情“蓝藻难题”仍难攻克，湖内营养盐水平在特定的天气气候条件下，随时可能出现水华与水环境短期恶化;四是偶发性问题：滇池周边过度开发不断压迫滇池保护红线，向滇池直排污水的现象时有发生。

　　2024年8月，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云南反馈环保督察情况，总体肯定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精准指出存在的差距和问题。对标环保督察要求，针对反馈意见，昆明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扎实制定整改方案，将立行立改与建立常态长效机制有机结合起来，细化实化整改措施，加快建设滇池流域污水处理重点工程、完善水系联排联调等，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

　　调研组在深入调研后，综合研究判断，滇池保护治理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通过昆明的高质量发展为滇池的高质量保护创造条件当为必由之路，跳出滇池保护滇池、跳出滇池发展昆明，当为谋划未来和处理人湖关系、水陆关系、城湖关系的不二选择。为此，相关专家建议：

　　面向滇池水资源，要落实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通过绿色发展、智慧发展，促进人与湖泊和谐共生。

　　面向滇池水环境，要推动减压发展、清洁发展、优化发展，强化制度建设与监督管理，减轻流域及城市给湖泊带来的环境负担。

　　面向滇池水生态，要重构提升全湖、全流域生态系统功能，坚持科学治湖，通过山水林田湖草共治，构建湖泊生命共同体，突破生态修复难题，为推进湖泊进入良性生态运转轨道提供休养生息的条件。

　　面向滇池水健康，要树立和谐共生的人湖关系新理念，坚持“退还自然空间，换回修复时间”，积极化解城市及流域发展空间与湖泊生存、健康修复的矛盾，构建湖泊友好型水生态文化，促进城湖协同发展。

　　（作者：光明日报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杨正权，研究员李永祥、曹津永；云南大学教授段昌群；本报记者张勇、徐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