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合在一起，以唯物史观剖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相作用。

　　《共产党宣言》也是一部城市哲学经典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市的本质是一种具有聚集性特征的生产方式。尽管城市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但城市确实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得以迅速发展。现代城市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和典型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从事的资本主义批判，本质上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切入点，则可以从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及其阶级问题中去寻找答案。阶级问题是《共产党宣言》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城市，作为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发源地，自然离不开阶级问题的宿命。城市，就其本质而言，其从诞生之日起就意味着阶级对立。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开篇就论述了阶级问题的重大意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古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完全被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然而，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之后，所有这些丰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都直接简化为了资产阶级和按阶级的对立。显然，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它不但没有改变阶级对立的本质，反而用一种“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传统社会的阶级形态。

　　在传统社会，阶级对立伴随人类社会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无论自由民、奴隶、贵族、平民、领主、农奴、师傅、帮工，他们之间的关系都由其所处的生产方式之中的位置所决定。总体而言，他们的阶级关系，由其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确立，大致可以分为占有和不占有生产资料两大类型，但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各阶级之间的界限和对立还不那么尖锐，或者说，传统社会的阶级关系存在有转化的可能。然而，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与传统社会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阶级对立因为资本的占有与否而变得尖锐。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因为资本而变得泾渭分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的矛盾和对立因此变得不可调和。

　　在资本主义城市内部，以资本为核心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二者的矛盾始终贯穿于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只要有城市的地方，就有阶级对立。而阶级对立，为城市的健康发展埋下了深重的隐患。从工业革命爆发、资本主义大城市形成，直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内部公共资源以资本为导向而进行配置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对立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始终制约着城市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论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在阶级产生、发展、分化、斗争、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人类社会由分散走向集中、由简单走向复杂，由农村走向城市，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首先，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这是阶级历史最为重要的历史条件。“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不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同样如此。传统社会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显然，以农村为核心的传统社会，其特征为简单的、闭塞的、单一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滞后。这远远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资本主义城市中，不但生产方式更加复杂和开放，就连陈规陋习、甚至传统的国家、民族、政治等等关系，都必须打破。都必须以资本主义工商业关系进行“重构”。而资本主义工商业关系的载体，恰恰就是资本主义城市.正是资本主义城市，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

　　其次，资本主义城市中的阶级对立不可调和，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

　　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以资本利润为唯一前提，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社会生产的过剩就不可避免，这种周而复始的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的危机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由于经济上的或者说生产方式上的内在危机，会在第一时间最为直接最为敏感地传导到社会各阶级之中，资产阶级日益追求利润最大化，无产阶级日益变得一无所有。阶级对立在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律中变得不可调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同样在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中得以觉醒。

　　第三，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注定成为天生的革命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成为革命主力军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它日益结合成为更大的集体，日益成为整个社会中最为庞大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机器的普遍使用使劳动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小，工资几乎降到无法再低的水平。无产阶级内部的物质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日益趋于一致，即降低到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因此，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反资产阶级同盟，保卫自己的利益。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这是在此背景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再仅仅停留于“自我意识”或者“集体意识”层面，它上升为一种组织和一种实践——为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践活动。并且，只有城市无产阶级，由于其历史宿命，才能够成为这一实践的真正载体。

　　面对城乡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困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在最先进国家里所采取的“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措施中，就包括“把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恩格斯此后甚至认为：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主要生活于柏林、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等西欧大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各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思考与城市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任何城市现象——无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抑或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都应从社会生产方式变迁或者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市民社会”本身之中去寻找其内在逻辑线索。尤其在资本主义城市之中，任何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城乡分离、城乡对立、阶级对立等等，都应从扬弃旧有生产方式的实践活动中去寻找答案。

　　(执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