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迎接并庆祝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2019年4月，哲学研究所邀请已退休的诸位前辈回所访谈交流。其中，哲学所的老领导、资深研究员向翔先生分别于4月4日和4月12日接受了专访，为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治学、治所心得，使我们受益匪浅，并倍受鼓舞。向翔先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担任过《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副主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美学、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云南发展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等刊物上发表过数篇文章;曾经多次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承担了若干个国家级、省级研究课题;出版过《自然美与人》、《哲学文化学》、《云南民族文化与审美》等数部重要专著。从2001年至2017年，向翔研究员作为云南省委理论宣讲团成员，多次应邀到各地宣讲。1998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向翔研究员访谈照 李月/摄
哲学研究所：向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作为省社科院哲学所的资深专家，请您谈一下自己的学术经历。
向翔：我自己和哲学的渊源比较早。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哲学这个学科，阅读了一些能找得到的哲学书籍。我进社科院是通过1979年的报名、1980年的考试考进来的。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中国社科院招考研究人员，我们都是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了，报考中国社科院后，有幸被录取到云南省社科院。
进院以后，我首先参加了《云南社会科学》杂志的筹办，担任哲学、政治学等栏目的编辑。同时，我自己在这方面读了很多书，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在《云南社会科学》工作了7年多的时间后，1987年组织调我到哲学所，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直到1991年，调到马列所，在哲学所工作了4年多。2001年哲学所和马列所短暂合并，由我负责，又与哲学所的同事们一起工作了3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被省哲学学会选任为秘书长，后来任副会长，一直在省里从事哲学研究和相关工作。这就是我和哲学所的渊源关系吧!我自己在哲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美学，从美学又转为文化学，代表性著作主要是美学和文化学方面的。这就是我在哲学研究方面的学术经历。
哲学研究所：您在美学和文化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特别是您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从原始自然美论美的本质》一文，更是成为您标志性的学术成果，请您介绍一下该文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
向翔：《从原始自然美论美的本质》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文章着重考察了美学中三对既具有联系，又具有区别的范畴，并借以进一步说明审美关系中美的发生、美的实现和美的本质的具体情形。这三对范畴就是：审美对象和美的对象;潜在的美和现实的美;人的本质力量在审美关系中的对象化和合乎美的规律的对象化。对于美的发生来说，弄清楚审美对象和美的对象这两个范畴是关键。成为审美对象，是判断一个东西美不美的前提;确定一个东西是美的对象，是审美判断的结果。以自然物为例，只有作为审美对象才可能成为美的对象。社会生活中的美，都有一个实现过程。要了解美的实现过程，就必须分清潜在的美和现实的美。客现存在的色彩、线条、轮廓、比例、安排、声音、节奏、动态、行为等要素，是美的基础，但若是没有成为人的审美对象，没有引起人的美感愉说，他们还不是一种现实的美，因而只是一种潜在的美。因此，美是客观的，又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潜在的美的属性的对象、具有审美感受能力的人、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美的实现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一而不可。对于美的本质，不少学者引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说法来定义。对此，我是基本同意的。但是，我认为这样做不够精细和确切，失之空泛。所谓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本质在各种社会关系即人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多层次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总称。从美的发生和实现的实际出发，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在审美关系中的对象化和合乎美的规律的对象化”这样两个范畴来说明美的本质。因为美既是客观的、社会的，它就具有自己的规律，具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的尺度”，因而美必须是合乎美的规律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不是一般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这篇文章的论述，引起了美学界的关注。《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一书评论说：“向翔这篇论文是80年代美学讨论中云南学者取得的最好成果，也是真正产生全国性影响的论文。”
哲学研究所：从美学转到文化学的研究以后，您是如何在“哲学文化学”框架内思考文化问题的?
向翔：90年代以后，我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到对文化问题的思索和文化学的研究上。但是，在较广泛地了解了历史上的文化学流派、大量阅读了一些文化学著作之后发现，现有的经典性文化学著作大都是西方学者写的，其立论基础各种各样，学术观点也五花八门，与我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有一定距离。这样，我就产生了在现阶段中国的文化学研究中，应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设想。而且，这样的文化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经过近5年的酝酿和准备，我于1995年11月写成《哲学文化学》一书，并于1997年正式出版。这本书，是我关于文化问题的全部思考的结晶，是我对文化问题的理论认识的集中概括和独特诠释。
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正像书名所标示的一样，它是一本从哲学角度思考并写成的文化学著作。对此，我在本书《后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长期反复的思考中我逐渐认识到，从一个个实证领域入手，深入研究文化学问题固然十分必要，许多文化人类学家也都是这样做的，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从哲学角度来把握文化整体似乎也不可缺少，尤其是从文化学上百年研究的实际和当代文化学研究的需要来看，这样的把握更是不该再忽视。”这段话虽说是写完书稿的当时即席写下来的，但它的确是我构思本书和写作过程中一直抱定的宗旨。正因为如此，在必要的绪论之后，本书选择从文化的发生、文化的社会扩展和文化的传承和积累谈起。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学体系。受出版社之托为本书写《序》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祖德就说得很客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作者的设计都是颇为全面的，对文化学的研究和拓展都有所启发。的确，在现在这个设计的基础上，真正要建立起一门‘哲学文化学’，其内容是应该再丰富一些，还是应该再精炼一些，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以求得更广泛的共识和认同。”他的评论，可以说是相当客观和公允的。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对文化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观点。
《哲学文化学》出版并在全国发行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学观点。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问题、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建设问题、对和谐文化的建设问题的研究，我都没有脱离这个基础和框架。
哲学研究所：向老师，您不仅在治学方面颇有建树，在治所方面，您也很有经验。作为哲学所的老所长，请您谈谈如何治理好一个研究所?
向翔：我谈一下我的经验，供你们参考。1987年，我到哲学所主持工作。当时哲学所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哲学所在为社会、为社会主义服务时很难找到共同的课题来开展，每个人似乎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由此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哲学所怎样才能够拧成一股绳?这是我当时面临的治理哲学所的两个主要问题。
当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历来有的学者主张述而不作——把基础做扎实，不要忙于发表成果;第二个观点是究竟是以基础理论为主，还是以应用研究为主。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第一，鼓励大家认真看书，尤其是多阅读经典，练好理论基本功。有一段时间，我曾给大家列出了必读书目，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练扎实，特别是对党的创新理论等要理解到位。回忆起来，每个星期五的集体理论学习，大家都非常用心，也很有成效。第二，在把基本功练扎实、做好基础研究的前提下，要放眼世界、放眼国家的发展，不应该自我限定范围，完全停留在书斋和象牙塔里。早在1987年，我们已开始注意与外单位之间的联系，与安宁市合作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完成了《安宁发展史》的课题。这个课题运用了大量的哲学思维和相关的理论，评审专家认为体现了哲学研究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并且很有特色。《安宁发展史》一书至今成为安宁市有关发展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这样的集体课题，也是团结全所同志的一个重要方式，当时尤其是年轻同志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快速地成长起来。
哲学研究所：在您的带领下，哲学所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步!请问您对进一步做好哲学所的工作有什么建议?
向翔：我有几个方面的建议。从院的层面来看，对哲学基础学科的研究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社科院作为一个省级研究单位，作为云南智库，要为党和政府，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服务，但服务有直接性的和间接性的。间接性的服务不是直接表现在对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发展的直接推动上面，而是表现在对社会的文明发展，特别是对公民素质提高，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和贡献上。比如我院曾经完成了六卷本的《云南通史》的课题。它对云南发展的直接贡献似乎看不出来，但实际上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研究，是云南发展的基础理论工程。哲学所承担的使命与此相同。建议院里要在课题立项、经费保障等方面对基础学科的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为哲学所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从哲学所的层面来看，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它门类哲学的关系。哲学所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线，同时不排斥对其它门类哲学的研究。比如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少数民族哲学等的研究。要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习近平同志其实非常重视这一点，他的“用典”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做出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在云南这样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也是非常值得认真探讨，也比较容易出成果的，甚至可以在世界哲学研究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二个是博与专的关系问题。既然进入社科院，都是有一定术业专攻的学者。所里应该鼓励每个同志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专长，同时对其它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等也要予以适当的关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鼓励研究人员注重知识的广博性，这同时也有利于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以适应多方面的要求。我在担任所长的时候，我就提倡每个研究人员在搞好自己专业的同时，应该对云南的历史、地理、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第三个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个人课题和集体课题的关系。作为研究人员，每一个同志应该有自己的个人课题，发挥个人的研究专长，但同时应该强调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所的集体课题和共同努力的方向。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集体课题做得好的所，成果比较多，为党和政府服务、为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得也比较好，人才成长也比较快。凭着我们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力，哲学所在应用课题的集体研究方面也还是能够有所建树的。通过集体课题的研究，有利于把全所的集体力量动员起来，增强所的凝聚力。处理好这三个关系是我们哲学所应该考虑的问题。现在，我发现哲学所的同志都很不错，术业都有专攻，大家也很团结，只要我们善于运用集体智慧，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把哲学所各方面的工作做好。
哲学研究所：您在美学、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云南发展研究等领域都留下了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品，让年轻人们敬佩不已!作为哲学所的老领导、老专家，您对现在所里的青年科研人员有怎样的期望?
向翔：作为青年科研人员，首先，要扎实做好自己的专业。当前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中有一些比较浮躁的现象，这是要坚决摒弃的。无论什么时候，扎扎实实读书，认认真真钻研，都是科研人员的必修课。其次，哲学研究人员应该关注相关理论的最新发展，对一些新的观点、新的思潮开展研究，同时要特别关注党的创新理论等。最后，调查研究十分重要。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我们关注，有很多新的资料需要收集。研究哲学不仅要研究基础理论，对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精神文明等的关注、调查也十分重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哲学研究所：2017年，省文明办和省社科院合作共建，成立了云南省道德研究院，哲学所成为该研究院的依托部门。对开展好云南省道德研究院的工作，您有什么建议?
向翔：云南省道德研究院要从我们云南的实际出发，抓住几个特殊关键领域，做出自己的成绩。一般来讲，伦理道德，不管是从传统文化，还是罗国杰老师等研究的一些情况来看，要做出自己的特色，还是有难度的。但结合我们云南的情况，至少可以进行几个方面的研究和开拓：第一，民族伦理道德方面的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伦理道德有很多特色，比如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宗教文化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第二，云南是一个边地，处在内地和东南亚南亚的过渡地带，文化上的融合性、包容性在思想道德上也有所体现，在伦理方面也值得发掘。第三，历史上，云南经济比较落后，但同时在不少事情上也有敢为天下先的现象，从云南的人物、历史等方面，可以发掘一些特殊的伦理道德上的榜样，在这些方面做一些研究。第四，多关注云南现实的道德建设问题，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积极为地方发展服务。
哲学研究所：您在《美学文化论集》一书中说：“过去的成果都已经成为过去，但愿我这颗铺路的砂粒，能永远埋在理论大道的路基上。在祖国灿烂的阳光下，不求它会发出什么偶尔的闪光，但却愿它能够扎扎实实地增添这路基的几分坚实和硬度。”读罢，我们备受鼓舞!循着您的足迹，我们将传承并弘扬这种“铺路砂粒”的精神，为创造哲学所的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访谈时间：2019年4月4日下午、4月12日下午
访谈地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访谈人/编者：杨晶 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