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与当代道德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云南省道德研究院学术文丛的第一部专题文集《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与当代道德建设》(谢青松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就是聚焦传统家风家训的一部专题文集。该书作为云南省道德研究院这一全国首家省级精神文明建设智库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专业重点学科以及云南省“中华传统道德与当代云南道德建设”创新团队的建设成果。
全书以家风家训为主题，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家风文化和当代道德建设进行了深度挖掘，展示了近年来国内学界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最新理论成就，成为了促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奉行廉洁自律、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的最新理论著述。作为一部富有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的专题文集，《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与当代道德建设》不仅收录了云南省社科院哲学所的全体科研人员及本院相关领域有专长的学者的专题论文，还约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多位知名专家撰稿，由于这些专家们大多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丰硕的研究成果、独特的分析视角和对于相关实践问题的真切关怀关注，故而全书呈现出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但是从全书的内在结构和表现形式上看，《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与当代道德建设》至少具有三个鲜明而突出的重要特征。
第一，理论与个案相结合。《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与当代道德建设》可以说是理论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成功典范。纵观全书，有的学者侧重于从整体上高举远慕、提纲挈领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有的学者则偏重于就中华传统家风家训文化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或某本经典著作来进行慎思明辨的论说。就前者而言，譬如，方克立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性转换》一文当中，就要言不烦地提出，我国古代的各种“家训”“家诫”“家规”等家风文化形式，在普及传统文化、规范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以至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其中所蕴含的精华，我们应该像对待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一样，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和批判继承的态度。对于其中那些富有生命力并依然表征着时代精神的内容(诸如“鼓励立志”“奖掖进学”“劝勉勤俭”“提倡清廉”“导人行善”等)，都可供人们发现剔抉、含英咀华和借鉴吸收。罗国杰教授和夏伟东教授则在其《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论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一文中，通过“对待中华传统道德须秉持正确立场”“对待中华传统道德要尊重文化传承客观规律”等五个方面的论述，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入耳入脑入心、敦化为民风民俗民德，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必须与中华文化的根本相融通，生长于斯、发展于斯、创新于斯”这一核心观点。
另一方面，就具体地研究中华传统家风文化而言，有的学者有针对性地深入到某本经典著作或某个经典问题中去，有说服力地进行个案研究，从而在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等层面，进一步推进了对传统优秀家风文化及其经典家训的探讨。比如，肖群忠教授的《传统家训的价值传承与现代超越——以<钱氏家训>为主要分析对象》，主要是对《钱氏家训》修齐治平思想及其现代传承与推广的探讨，告诉我们要如何看待《钱氏家训》对地方社会风气的影响，进而深入论证了家训家风在当今社会文化建设、价值观培育与社会教化中的地位作用。又比如，谢青松研究员的《张廷玉<澄怀园语>家训思想述要》，从“修身立德：为善以端品行”“读书为学：开卷有益，静而能成”“立身处世：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为官理政：为官第一要廉，求治不可太速”和“人生乐事：人生之乐，莫如自适其适”五个方面，深入论证了《澄怀园语》中的家训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张廷玉家训思想的现代启示。另外，刘绪义教授的《曾国藩家风的独特内涵及其哲学基础》，李雪的《从<聪训斋语>看张英的修身处世之道》等文章，皆是该书中个案研究的典型。
第二，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通观《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与当代道德建设》，可以发现它既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道德资源，又包含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的现代伦理思想;既蕴含着对传统家风文化和经典家训的研究，又包含着对当代道德建设和比较伦理的研究。因而，该专题文集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紧密结合。该文集的文章，有的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传统家风家训的，比如刘欣研究员的《平民化家训与宋代儒学社会化》，王海东副研究员的《德性与智慧的力量——论我国古代家训的精神追求》，刘强教授的《圣王之道：帝训略论》等;有的是专门研究当代比较伦理或当代道德建设的，比如张兆民副研究员的《大同、共同体、正义——马克思与先秦儒家正义思想之会通》，刘林博士的《认同、批判与重构：当代家风研究的问题与出路》，熊馥译的《也谈“中国式信仰”——兼论公共道德建设之症结》等等。然而，文集中更多的文章，其本身就体现着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特点，表现了不同作者对古代家风文化和经典家训的有鉴别的对待和有扬弃的继承。对于最后这个方面，我也可以举例为证：王泽应教授的《中华家风的核心是塑造、培育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认为中华优良传统家风是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的重要载体,并以践行、树立核心价值观为宗旨。文章认为中华优良传统家风大量涉及齐家之道和各种家庭关系的正确处理，提倡孝敬父母、夫妻和睦、敬长尊贤等。因此，弘扬中华优良传统家风家教对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王伟凯研究员的《论传统家风与清官群体的培育》，分析了传统家风家训文化中所孕育的“对‘国家’忠爱信念的执着”，“对‘家族’家风理念的秉持”以及“对‘社会’正气观念的坚信”这三个重要理念，强调了家风对清官群体塑造的重要意义，作出了“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修身养德，其规则就是要符合社会规律和人类生活的规律。当处于‘官’位时，更应该遵循社会规则，因为社会的主体是人，如果一个社会处于无规则状态，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的重要结论。欧阳辉纯教授的《儒家“三纲”伦理的现代反思》则富有创新性地提出，儒家“三纲”体现了儒家“仁义”和“仁爱”的伦理精神，目的是为了协调社会秩序，其本质内涵是从整体利益出发，体现小我服从大我、个体服从全体、部分服从整体的“抽象理想”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实践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视野下，应该抛开片面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全面地审视“三纲”，从中汲取合理的价值资源，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大有裨益的。值得强调的是，谢青松和赵娟合作撰写的《中国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与核心思想》一文，表达了在当代中国，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家风文化，有助于塑造健全人格，涵养淳朴民风，造清廉政风的重要思想，因而也深刻表现了该书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积极弘扬时代精神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特点。
第三，全国性与地域性相结合。《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与当代道德建设》不仅从基础理论研究的层面突出了对中国经典家训、中国传统伦理等国家形式的家风文化的研究(见上述第一、二点)，设立了“家风文化研究”“经典家训研究”“传统伦理研究”“当代道德建设”等专栏，还根据云南的本地特色和本土学科优势，设立了“民族伦理研究”专栏，从而突出了对云南特有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及其现代转型的应用研究，为云南道德研究院接下来对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深入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体现出该文集“全国性与地域性相结合”的鲜明特点。其中，杨国才教授的《白族家风家规中的优秀伦理道德规范》一文，通过具体深入地挖掘白族家风家规家训中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范这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表明在加强少数民族优秀家风家规家训典籍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要深入挖掘少数民族优秀家风家规家训的内涵，广泛开展优秀传统家风家规家训道德文化教育的普及活动;发挥少数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家风家规家训道德文化宣传;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少数民族优秀道德文化，科学保护各民族优秀家风家规家训，繁荣发展少数民族道德伦理文化，最终以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在王清华研究员的《哈尼族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现代恢复与发展》一文当中，显示了云南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始，由于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使很多家庭成为留守家庭，甚至成为“空巢”，从而使家庭养老成为严峻问题的社会现实。文章强调，这个危机引起了哈尼族社会的极大焦虑，也引起了政府和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发现哈尼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再造，利用哈尼梯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所带来的契机，激活传统伦理观，恢复传统农业，提升梯田农业产品价值，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最终恢复哈尼族传统养老方式。马超副研究员的论文《从家谱文化看回族对儒家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扬——以云南昭通<下坝马氏族谱>为例》，以《下坝马氏族谱》原文为主线，同时参照相关历史文献，按照谱序、世系和族规三个部分的族谱结构，逐一呈现下坝马氏在家族精神、族谱修撰、世系源流、族规训条等方面蕴含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最终得出了忠孝节义既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之凝练和精华，也是回族家谱文化之主线和伏脉的重要结论，表明从《下坝马氏族谱》序言、世系、规约之原文顺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回族文化于天命之敬畏，于天道之执着，于国家之敬心，于民族之尽力，于亲友之慈睦，于自我之本分。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与当代道德建设》是一部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之上通过深入探索和不断打磨而形成的，以家风家训为主题、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家风文化和当代道德建设进行深度挖掘的最新专题文集。该文集在理论上展现出了较强的历史纵深感、时代厚重感和未来愿景感，同时也是一本为云南进而为全国的道德研究添砖加瓦的重要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