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月4月4日，为庆祝云南省社科院成立四十周年，哲学研究所邀请已经退休的前辈学者回所座谈，以为后学提供精神给养。年逾八旬的哲学所原所长、资深研究员韩敬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韩敬先生，1935年生于河北新河，196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1965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师从任继愈先生。毕业后先后任职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韩敬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尤精于两汉经学研究，其代表作《法言注译注》(中华书局，1992年)是当代学界关于《法言》研究的奠基之作。其有关《周易》、《庄子》、《太玄》等典籍的研究，在国内学界独树一帜，具有重要价值。本次访谈中，韩敬先生结合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工作经历，为后学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治学心得。
韩敬研究员近照 李月/摄
哲学研究所：韩老师，您好，由衷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经历。
韩敬：我是河北新河人，196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工作，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我来云南工作有一个历史情况，是当时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侯方跃同志把我要过来的。当时他搞历史研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提到的各种社会形态在云南全部都有，云南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因此他要写一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续编。他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找到当时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同志，让潘梓年同志支援人到云南帮他写这本书。当时我们在农村搞四清，潘梓年同志告诉他，说要直接从哲学所现有人员调人到云南比较困难，但新分配到所里的研究生正在乡下搞“四清”，还没通知他们分配情况，如果需要人，可以先把他们退回北大，再由北大重新配分到云南。就这样，侯方跃同志看了我们的材料，把我要到了云南来。
当时我们国家培养的哲学人才非常少。我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专业，那个时候重点大学本科是五年，我1961年本科毕业后又读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生，跟随任继愈先生从事杨雄思想研究。研究生学制三年，但我们搞“四清”耽误了一年，所以读了四年研究生才毕业。我在北大一共呆了九年，研究生毕业后，侯方跃同志把我要过来，就到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哲学研究所：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工作经历。
韩敬：我到云南工作以后很快文革就开始了，侯方跃同志编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续编的理想也没能实现。我们又经历了下放锻炼，到农村公社当社员，我被下放到弥勒县张大公社当社员。中间有一段时间历史所也被撤销了，经历了很多波折，直到1972年历史所恢复，我才回到昆明来。在云南社科院成立的时候，历史所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历史所恢复后，有一段时间归云南大学管理，云南社科院成立后，历史所划归到了云南社科院。云南社科院把历史所一分为二，原先历史所的南亚研究室和东南亚研究室划分出来新成立了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我在云南历史所的时候由于侯方跃同志的理想没有实现，他把我安排到了历史所南亚研究室。云南社科院成立后，我和历史所一起，到了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
1984年，当时社科院领导杜玉亭同志让我和严思久筹备建立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我不是搞宗教研究的，但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因此院领导让我联系自己的老师，筹备建立宗教研究所。就这样，宗教研究所建立了起来，我也一直在宗教研究所工作。直到1991年，我才到了哲学所。
哲学研究所：在您的带领下，哲学所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请您谈一谈您担任哲学所所长的治所经验。
韩敬：云南省在1959年成立过哲学所，当时正值大跃进，全国各省都要求成立研究所，随着困难时期到来，到1962年云南哲学所就被撤销了。直到1980年，云南省再次成立了哲学研究所。当时哲学所放在省委党校，1984年，哲学所从省委党校划归到社科院。
1991年我到哲学所工作后，首先第一点，是根据哲学的性质和特点，从总体上去把握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和根本问题。哲学是探讨世界和人生的根本的学问。哲学本身的特点，在于它是研究最根本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哲学是距经济基础最远的意识形态。哲学不可能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直接的作用于社会生产并“立竿见影”地解决社会问题。这种直接的应用，哲学是做不到的。哲学的特点决定了哲学研究工作第一要务是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哲学研究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只能扎根基础理论，研究才会枝繁叶茂。
哲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只能依靠个人钻研而不是大规模“团队作战”。“团队作战”适合于应用型学科，不适合哲学研究，哲学研究只能依靠个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取得成绩。根据哲学研究的上述特点，我到哲学所担任所长以后，首先就是大力提倡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和个人钻研精神。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找每一个年轻人谈话，因为当时哲学所几乎全都是年轻人，充满了生机活力，我为每一个人固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计划。没有方向，研究是不可能深入的。有了方向，还需要制定研究计划，比如要读什么书，要研究一些什么问题，年轻人必须把这些根本问题先确定下来，才有可能做好研究工作。
第三，我一方面提倡坚持基础理论研究，让每一个年轻人定好方向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是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走出去就是把年轻人送出去，多让年轻人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从而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比如北大召开哲学会议，我就让所里的年轻人去参加去学习。引进来则困难一些，外省外单位有研究做得好的，同时也愿意到我们这里来的，我都会努力争取把他们调过来。
我们的社会，对哲学本身以及哲学研究工作，依然存在一些误解，需要加以澄清。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能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应当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过去有人认为哲学“没有用”，哲学研究“没有用”，甚至有人认为哲学也是商品，只有通过“应用”才能实现其价值，这些观点是不对的。让哲学研究工作者从事应用研究，是曲解了哲学的本意。哲学从事世界根本问题的研究，给人提供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远离经济基础。不能产生现实的效用，追求直接的社会效用，那是应用学科去做的工作。哲学必须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它才会有意义，才会体现出价值，才会有深远影响，如果不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哲学就没有意义了。
哲学研究所：您退休以后，依然时时关心哲学所，请您谈一谈您对年轻人的希望。
韩敬：第一是希望年轻人甘心坐冷板凳，哪怕清贫一点，还是要坚持基础理论研究，选定一个方向坚持做下去，坚持个人钻研，总会做出一点成绩。当然，应用研究也并不是没有意义，它作用于具体的社会现象，有它的意义，但是，应用研究的作用就是那几年，几年过后，不可能对学术产生任何影响，在学术史上留不下来。哲学研究不能这样。如果想要在学术史上做出一点成绩，留下一点痕迹，那还是应该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和个人钻研精神。
第二是希望年轻人要善于排除干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在社科院工作，有很多工作任务是必须完成的，你必须做不得不做。但是在做完这些不得不做的工作之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上来。任何时候不能放松自己的研究方向，只要有时间就应该回过头来做好自己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样的话，只要持之以恒，必然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成绩，在学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获得自己的价值。个人在学术史上取得成绩，在学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并不是为自己为名利，事实上，学术研究取得成绩，更是为国家、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可以回顾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他们并没有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取得丰功伟业，但他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是人类可以永远享用下去的。哲学工作者要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才能做好。
对年轻人的第三点希望，是希望大家搞好团结，关心集体。作为一个集体，大家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比如学术问题大家多讨论，一定会有很多启发和收获，过去哲学所氛围很好，经常有学术沙龙活动，大家定期交流学术问题。现在情况也很好，所里举办读书会，大家一起读书。学术沙龙活动是搞研究必不可少的，比如一个月一次，规定一个主题，由一个人提前做准备，到时候主讲，这个问题主要内容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来龙去脉怎么样，有什么研究等等，然后大家讨论，说的好的吸收借鉴，说的不对的大家共勉。这样坚持下去，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启发，都会得到提高。
哲学研究所：作为知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请您分享一些您的治学心得。
韩敬：这个问题很难，不容易讲清楚。不过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处理起来确实很难，如果不博只专，那往往会钻牛角尖，好比挖一个坑，开口太小，也不容易深挖下去。如果博而不专，力量花太多，面铺太大，那也没什么效果。鲁迅说，专家的话多悖，博学家的话多浅。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关系每一个人应该尽力去处理好，尽量做到专与博的结合，既专又博，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所谓专，就是研究一个问题要持续深入下去，同时也要博采众家之长，另一方面，做研究要有开阔的视野，但更要有自己的专业特长。只有这样，才能把成绩到最大，否则的话，很难取得成绩。杨雄曾说：先人耻一日之不生，圣人耻一事之不知。耻一事之不知，天地万物，什么都想知道，这很难做到。什么都想知道一点。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了东翻翻西看看。这就是没有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问题。我自己也存在这个问题。今天信息社会更是如此，拿个手机成天看，什么都想知道点，这是不太好的习惯。
哲学研究所：请您用一句话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访谈。
韩敬：最后我只说一点，与大家共勉，虽然我自己做得还很不够——每一个人，都应努力争取在人类总的精神财富中，增加自己的一点，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点颗粒，那就是对人类精神财富做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
访谈时间：2019年4月4日下午
访谈地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访谈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马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