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现实的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1957-19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指出：社会生产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二者之间的统一、对立、再统一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原因。社会生产的发展与进步，并非简单地直线上升，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造就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一定经济基础，造就一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诸要素，反过来又会作用于社会生产。当二者协调适应时则社会呈现出较好发展态势，而当二者错综背离时则表现为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亟需进行全新调适。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部时时处处充满矛盾的发展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进步与否，关键就在于它是否顺应历史发展内在逻辑，是否抓住特定时代主要矛盾，是否在对矛盾的把握和解决中完成国家民族的自我塑造与自我实现。

　　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分析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其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在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社会每个发展阶段所制定的战略、路线、方针、政策，都同当时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密切相关。可以说，党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对于确定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解决所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当代中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全新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将此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全新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这一判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社会历史阶段性特征的最新认识，是党对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最新理论形态，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把握的第三次质的飞跃，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价值。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丰富的积淀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解放。在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毛泽同志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概括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正是这“三座大山”，阻碍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事业。因此，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有工作的中心，必然紧密围绕解决这三大矛盾而展开。毛泽东同志在其经典著作《矛盾论》中，详细论述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矛盾各自的产生、发展、变化过程，并精辟指出这三大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相互结合和转化过程。当它们结合或者转化时，党的工作方针就必须适时作出调整，以联系、发展、全面的观念看待并解决具体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建国至今的近70年人民共和国历史中，我们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和判断，划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前后相继，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点，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性。

　　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于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已经实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矛盾已经解决这一社会历史特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全新梳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这一全新论断。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经典论断，源自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特征的全新认识，其依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二是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很低，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因此，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的社会整体面貌，党把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体系建设，放在了国家全部工作的中心环节。其它一切工作都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以发展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路径。

　　第二个阶段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全新认识和把握，实现了再一次质的飞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重新明确认识并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基本路线，这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那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科学论断。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认识，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战略，为中国社会发展方式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第三个阶段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把握的第三次质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面对上述新成就新情况新变化，线性地、简单地、局部地发展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需求，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新时期带来新变化，新变化产生新矛盾，新矛盾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时代作出回应。基于中国社会全新现实，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社会全新历史阶段性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全新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过去五年，中国稳定解决了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社会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新时代需要新判断。作出“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这一判断，中国共产党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现实。一个方面，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中国社会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中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新矛盾需要新战略。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第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第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总之，纵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把握和解决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当党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时，就能明确党和国家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就能超越发展阶段的历史局限，就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最终胜利。反之，当党的认识脱离相应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时，就必然偏离社会发展方向，其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可能出现偏差。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立足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本国情，继续以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发展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良方。另一方面，准确把握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一历史事实。以新思想看待新问题，以新战略解决新矛盾。中华民族也将因此而最终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