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汉书·艺文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据此可以想见，古代中国的读书人通常是一边劳作一边读书，三年之间除了耕种和读书之外，杜绝外缘，心无旁骛，学而思，思而行。就这样，三年时间熟读玩味一经，十五年便可通达五经，按照孔子的说法，“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如果从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学，那么三十岁即可通达五经，由此扎下学问与人生的根基。

　　在现代人看来，三年虚心涵泳一部经典，这种读书实在算不上有效率，甚至近于奢侈。今天，获得书籍已变得轻而易举，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所描述的苦大仇深借书抄书的情形恐怕也已不复存在。曾国藩所说的“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更是显得迂阔。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也愈来愈激烈，有三年的时间，足以修满十几门课程的学分，同时多快好省地查找资料编写论文，拿下一个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了，有谁还会傻乎乎地去苦读一部经典?

　　除了极少数天资聪颖者，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抵都是尚慢不尚快，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实际上就是强调一个慢字。古人读书，取书之前要求焚香净手，阅读之时还得讲究正襟危坐，不但要朗读，而且要抄、背、默，“一章三遍读，一句十回吟”(白居易)，反复推敲、琢磨其意。据史书记载，明代文豪张溥以抄读著称，“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明史·张溥传》)。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七录斋”。陆九渊曾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功夫兴味长”，苏轼也讲，“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清人孙洙也宣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都是强调要细嚼慢咀、熟读深思。在古人看来，读书旨在明理求道、希圣希贤，如朱熹所言：“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作何用?”(《朱子语类·卷第十四》)换言之，读书即是修行，写作只为弘道，何必贪多求快、囫囵吞枣。

　　读书要细嚼慢咽，前提是得有闲。《幽梦影》的作者张潮认为：“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山，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莫大于是。”他所说的闲，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闲工夫，二是有闲心情。诗人杜甫在卧病秦州时给朋友的一首诗中写道：“岂异神仙宅，俱兼山水乡，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描写了诗人在依山傍水、鲜花盛开之处，沐浴自然之风、倾听自然之音，悠闲自得地读书的情景。古人卧病尚能得此读书佳处，病中偷闲、苦中作乐，乃是得益于有一颗闲心。即便贫穷如颜回者，“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依然能够手不释卷、乐在其中。反观今天的读书人，大多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窝在电脑前查资料，蹲在厕所里看微信，心中惦记着股市涨跌、人事纷杂，哪里还有古代读书人的闲情逸致、淡定从容?

　　当然，古代也有“花心”的读书人。明代文人宋懋登有一个很形象但也很轻佻的比喻：“吾妻经，妾史，奴稗，而客二氏二年矣，然侍我于枕席者文赋，外宅儿也。”(宋懋登《与家二兄》)意思是说，我以经为妻，以史为妾，以稗为奴，以佛道为客，但朝夕相处、最有感情的还是诗文辞赋，所谓“外宅儿”，相当于在外面的红颜知己。这位仁兄虽然读书花心了一些，但思路清晰、主次分明，也是另一种读书境界。

　　时至今日，中国古人那种反复咀嚼、静心品味的读书方式，“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写作态度，已经显得十分遥远而模糊了。今天的学者普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读书贪多求快、浅尝辄止成为常态，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踏踏实实地通读一两部经典，更遑论虚心涵泳、读书百遍了。由此看来，古人的读书理念已经“落后”于这个注重效率和崇尚竞争的时代了。不过，我还是近乎固执地怀念、向往古人细嚼慢咀、云淡风轻的读书生活。老子尝言“少则得，多则惑”，孔子也说“欲速则不达”，前者尚少，后者尚慢，与现代人的贪多求快迥然有别。相比而言，古人读书的范围相对有限，外界的诱惑也少一些，一个人内心安定、无有杂念，读书自然收获也大。如今，我们处在一个资讯发达、喧嚣纷扰的时代，很容易在浩瀚无边的书籍海洋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碎片当中漫无所归。古人早就告诫我们，“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黄庭坚)，“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就此而言，学者唯有守住本分，沉下心来，放慢读书步伐，注重精读原典，反复咀嚼、仔细玩味，方能真正领会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进而抓住根本、立乎其大者。

　　原载《云南日报》2016年4月23日云之美·读书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