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2006年您转向文化发展、民生发展量化分析研究，这一次方法转型意味着什么？

　　王亚南：学术研究必须追踪前沿，严格地说，非前沿不属科研而属“科普”，这就是理工科“精密科学”研究立项论证必经全球范围“查新”环节的原因所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立项论证基本上未经这一环节，加之人文社会科学界人自为战、机构独自运行，未免导致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研究，所谓科研成果能否具有“科普”价值都难说。

　　学术研究必须突破创新，严格地说，未能突破创新不属科研而属“传播”，突破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常态，不必刻意强调，本来就是，一向都是。这就决定学术研究必有高门槛，必定是新颖的小众话题。一旦某项学术议题成为公众话题，谁都可以上来宣讲一通，说明既有的“研究范式”业已过时，应当及时打破再建新的“研究范式”。

　　由于中央和各地强力推动，到2006年之际，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成了公众话题，这对于相关实际工作推进诚然有利，而对于相应专业学术研究却造成“泛滥”，各种学术研讨会议充斥“老生常谈”甚至“陈词滥调”。全国文化发展研究领域的前沿学者纷纷意识到，转换“研究范式”刻不容缓，将近10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组织团队先后跻身于文化发展量化分析研究行列，背后竞争的激烈程度远甚于公众话题的热闹程度。

　　就在这一年，合作者高玉亭得到国家统计局系统内发布的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交给我分析全国及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然而基础数据仅有文化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量、产业活动单位数量、从业人员数量、资产总量、营业收入总额、增加值总量有限几类。在基础数据链之间建立结构化的列联分析、加权分析势在必行，不仅应有各地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规模的绝对值比较(大小省域、强弱省域之间毫无可比意义)，而且应有各地从业人员人均创造文化产值、各地万元资产平均产生文化产值、各地万元营业收入平均转化文化产值的相对值比较。仅此简要分析即可看到，发达省市在文化从业人员人均创造增加值的“人工效益”方面占据优势，而在文化固定资产单位值产生增加值的“资产效益”、文化营业收入单位值转化增加值的“市场效益”方面反而处于劣势。《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07年卷以34页超长篇幅发出《以国家统计标准分析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成效》一文，这是全国各地文化产业发展首次有了统一标准数据的结构化可比性检测结果。《上海文化发展蓝皮书》2008年卷特地追寻而来约稿，毫不避讳要求直指上海文化产业的“市场效益短板”，以后长年多次约稿直到现在。

　　随后几年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08年至2012年卷相继发出我执笔主撰《全国各地居民文化消费及城乡差异分析》、《文化消费“十五”分析与“十一五”测算》、《全国文化消费民生效应测评报告──2008年各地景气指数排行榜》、《面向协调增长的中国文化消费需求──“十五”以来分析与“十二五”测算》、《各省域文化产业未来十年增长空间──基于需求与共享的测算排行》各文(仅此为例其余各处发表更多论文略)，宣告“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指数检测体系”研创过程逐步完成。正是在此期间，我主编主撰《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1)》首卷问世，直接影响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起草(扩大文化消费专节)。紧接着，我主编主撰《中国文化产业供需协调增长测评报告(2013)》首卷、《中国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报告(2015)》首卷相继问世，检验全国及各地“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成效有了较多侧面的量化指标分析检测评价体系。这三种年度检测报告均纳入“十二五”至“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成果出版与传播平台“全国皮书系列”每年持续出版，其中文化消费卷三度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中国梦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英文版已出版。

　　这一次研究方法彻底转型至今逾11年，从中提炼出大量研究论文，发表范围溢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文化研究知名学术书刊，应约稿在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山东等地社会科学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这意味着人文研究需要“精密分析”作为有益补充。更有必要专门提及的是这一系列研究中最具特色、独占优势的部分。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是中国历史遗留至今的社会结构体制中最明显、最深刻的社会鸿沟。城乡差距源于自古以来“国野之分”社会分层、分治体制，地区差距源于各层级“中央集权”导致中心城市、特定区域优势资源集中度、首位度。城乡鸿沟、地区鸿沟激荡动乱导致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割据分裂，正是著名“历史周期律”的社会体制根源;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构成中国现阶段最大的社会问题，有意回避或无意遗漏势必背离“中国现实”，任何全国性和县以上区域性议题都难以厘清。我们首创以既有“城乡比”倒数作为权衡系数设置为逆指标演算，并独创“地区差”指数测算，同样以其倒数作为权衡系数设置为逆指标演算。从理想状态来说，若某项民生数据人均值的城乡、地区差距缩小乃至弥合，其倒数权衡系数逆指标逐渐转为中性，这样就在全国及各地之间、一地历年之间实现双向通约演算，纳入整套指标系统自恰完成各地共时性横向权衡(指数高低数值比较)、自身历时性纵向权衡(指数升降程度比较)综合检测评价排行。

　　最后到我主编主撰《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报告(2016)》首卷问世，前后历时8年殚精竭虑终于成型，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下“人民生活”范畴诸多数据的结构化分析、相关性测算拓展至作为宏观背景的经济、财政、社会全域展开。独具特色的城乡比、地区差检测更是全方位展开，甚至精细求取全国及各地产值增长、财政收支增长与民生数据增长的地区差变动态势相关系数，更精细求取全国及各地居民收入和积蓄财富增长、总消费及各类物质生活消费与非物质生活消费需求增长的城乡比、地区差变动态势相关系数。至此，该项检测指标系统设计就国家现行统计制度而言力求应有尽有，就自身现有认知能力而言力求当务必务，尽最大努力贴近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检测范围精准对接体现“协调”、“共享”两大新发展理念。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的著述可见质化和量化两种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如何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

　　王亚南：虽然说，源于自然科学“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与源于社会科学“人本主义”的“人文理性”逐步走向极端形成对立，国际社会最近100年学科极度分化的历程本身需要反思，但是，当今中国基于数十年应试教育的“文理分科”有过之而无不及，已经造就一两代“没文化的理科人才”和“不识数的文科人才”，终于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彻底割裂开来。

　　阅读牛顿的“自然哲学”著作，检审康德的“宇宙起源”假说，其中充满了自然科学提供认知的悟性，同样亦充满了哲学学科启迪思考的智慧，根本无法将这两个方面截然分开。爱因斯坦自己最为津津乐道的“思想实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测不准原理”，同时激发着自然科学和哲学学科的前沿探索。数学抽象和哲学抽象不过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基本思维方法，谁说其间一定水火不相容?尤其需要注意，“测不准原理”──在微观领域观测仪器影响被观测对象，正击中人文社会研究所有领域的各色“观测者”人格特性、“观测方式”人为设置自带偏差的要害，谓之“非精密科学”毫不冤枉，况且量子力学本身的精密度亦遭“自损”打了些微折扣。

　　数理分析得出的大量数据组成系统的数据链，再形成全面的数据链相关关系，必定构成某种完美图形，造物之数学精密与人化之艺术审美是相通的，而且往往蕴涵某种普遍趋势和潜在规律所在。我们追踪回溯20年文化发展、民生发展的量化分析检测早已揭示出，我国国民文化消费、非物质生活消费需求变动呈现“积蓄增长负相关律”正是如此，做成图形明显直观可见横向镜面对应水中倒影的美观曲线走向，全国及绝大部分省域都是这样，极少部分省域在局部年度也是这样。我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健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严重脱节不同步，广大民众只能抑制消费加大积蓄“自我保障”，首先就会抑制“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直至整个非物质生活消费。

　　实际说来，只要不把各个学科绝对归到两极，而是视为一个个相接的连续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过渡相通性。在自然科学一边，牛顿曾经把宇宙运动的逻辑元点留给“上帝第一次推动”，现代宇宙学已经用哲学思考式的“大爆炸假说”加以填补，而天文学观测大抵接近于证实这一哲学抽象的假说。在社会科学一边，凡是具有起码规范性的研究必有案例分析的“举例来说”，一经简单量化就是一个小规模样本的抽样调查，至于样本过小、偏差太大、不具代表性的技术性问题姑且不论。

　　在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程度、复杂程度日益增高，社会领域分化、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若想单纯提取一个或几个具有绝对化因果关系的因子进行哲学抽象解释，显然已经不够用。更多因素只具备相对性的相关联系，需要展开更复杂、更精细的数学抽象分析。这就是经济学、社会学早已率先引入数理分析方法的原因，也是其他社会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有必要跟进引入数理分析方法的原因。我们揭示出国民文化消费、非物质生活消费需求变动呈现“积蓄增长负相关律”，就是在各类相邻数据之间的增长相关性全面检测中发现的，这显然比引用“国际经验”仅以人均产值增长来推测我国文化消费增长的“非精密因果猜想”更有说服力。多年以来，直接影响我国国民文化消费需求的因素不在于钱多了安排怎样花，而在于有钱也不敢花设法抑制消费。

　　我们的系列研究采用数理分析量化方法，实现通行检测和通约演算，最典型例证诸如城乡比、地区差两项独特指标。针对中国社会结构体制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实际检测得到一些颇有意义的发现，进入“全面小康”建设历程以来，全国及各地居民总消费、物质生活消费、非物质生活消费的城乡比全面明显缩小，而居民收入的城乡比并无明显缩小，居民积蓄的城乡比反而持续显著扩大;同时期，全国及各地产值、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地区差都逐渐缩小，直接关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教育投入、卫生投入的地区差也逐渐缩小，惟独文化投入的地区差反而明显扩大。

　　为文化发展、民生发展量化检测建立指标体系，固然需要采用数学抽象的各种演算方法，然而构思诸多方面相关性分析，设计各类相对比值指标，同样需要哲学抽象的因果关系、相关联系思索提取。譬如，文化消费与产值之间的相对比值即为文化消费率，与居民收入之间的相对比值即为文化消费比，与居民总消费之间的相对比值即为文化消费比重，深入测算这些相对比值的高低升降变化，能够考察文化消费与产值、居民收入、总消费之间增长的协调性问题，保证综合检测评价排行结果更具合理性、可比性。此外，别出心裁在文化消费与居民积蓄之间展开相关性分析，则有突破性发现，揭示出文化消费需求变动的“积蓄增长负相关律”，这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负相关联系，只不过各地之间负相关性程度强弱不一而已。

　　研究者人的智能把握哲学抽象思考层面，计算机人工智能执行数理运算技术层面，两个方面互为支撑。人文智库研究可以采用全结构性量化分析方法，甚至可以通过智能化数据库实现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流程“生产”成果。新的探索需要新生力量，我正带着的学术团队涉及院内外、省内外近50人，除我之外差不多全是年轻人。近日又有合作单位成建制10余人更年轻队伍加入，准备“延伸开发”新的量化分析研究成果。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结合您自己的学术历程，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有什么话想要对年轻学者说？

　　王亚南：我年轻时候最讨厌“青年导师”嘴脸，所以从不愿意充当所谓“青年导师”，何况学术探索只承认事实和真理本身才是权威，致力于学术惟需把握贴合事实的真值判断和趋近真理的信度判断，一切既有定论限于原预知范围。人生道路各自在走，跌了跟头也成为人生财富;人生经历不可重复，仅供参考，但人生经验亦有通例，提醒注意。

　　1.为人要有信仰、有正义感、有真理追求精神，处世要有原则、有定力，作为人民主权共和制下的一个合格公民尚应如此，作为拥有学术探索自由权利的一个称职学人尤当如此。最低限度说，如果不相信世间存在公理和正义，那么一个学人的一切研究论述就不可能说理，而成了胡扯的谎言。有信仰、有正义感、有真理追求精神才能有原则、有定力，也才谈得上恪守职业道德、学术规范，这是学人的精神命根所在。

　　2.我为研究生归纳出读书三个境界：最为基础的当然是获取知识，主要属于小学和初中阶段要务，现今应试教育把“知识点”灌输从小学一直推行至大学，害死一代人;最为实用的是训练技能和方法，高中阶段应两方面并重，大学阶段获取专业知识和理论的同时，当以训练专业技能和方法为主，这时发现知识可以生产、理论可以推导，无需“死读书读死书”;最为可贵的是培养悟性和智慧，研究生阶段在提升专业技能和方法以熟练自主产生知识、推演理论过程中，需要养成专业悟性和学术智慧，为将来职业化的学术生涯做准备。一旦成为职业学人，专业技能和科学方法、专业悟性和学术智慧就是基本学养所依，此刻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已经退居次要，但作为基础时有必要增补即可，而技能和方法的训练、悟性和智慧的培养可能为时稍晚。最终比试学术功力不在知识多寡，而在技能高下、悟性深浅，专业人士尤其不能被大众化知识竞赛蒙蔽，你的舞台决不是公众常识谈资，你的职业寂寞无需多少人懂得。

　　就便简单讨论一下时下所称“学霸”何以厉害?人们已知并不靠勤奋，其实也不是常言“小聪明”那样浅表，实质在于天赋异禀善于触类旁通的开窍灵性，说透了就是大脑信息回路多点、多线同步接通。方法完全可以训练习得，悟性也可以熟能生巧养成，勤读书善思考就是最基本路径，当然是越早越好，小学初中便通晓学习方法、具备开蒙悟性必为“学霸”。不过人类个体有差异，西医规范诊疗也无奈个体差异，人比人只会气死人，尽早认清并做对自己最好。

　　3.有一种情况适于终身强化技能和方法训练、提升悟性和智慧养成，那就是发挥自身的兴趣爱好、偏向特长，其实也就是发挥自身的思维优势。一个人的思维优势哪怕只是潜能，也比外力施加的思维训练强大得多，人类物种的智力潜能远未得到充分开发，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开发自身的思维优势潜能。你自幼的兴趣爱好、偏向特长所在，一定是你的思维优势所在，倘若年幼时已经发现并得到发展，而目前的专业工作正好与之对应，那么祝贺走对了路;倘若年幼时已经发现但被应试教育抑制，而目前的专业工作并非与之对应，那么尽快捡回来并转向最适宜的专业方向;倘若到现在尚未发现更谈不上得以发展，而目前的专业工作无所谓对应与否，那么在学术之路上已“死定了”，换一种非专业性的职业生活更有利于人生价值实现。

　　4.学术职场存在同仁、同事竞争，勘比商业职场同行、同事竞争。学术界舞台不在单位，甚至不在本地，而在无边界的整个学科“学术共同体”，在本学科、研究领域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向来是学界“刷存在感”获得认同的正途。真正有实力、有自信者总是处于“学习进取”的优势地位，懂得在竞争关系中关注他人、欣赏他人，吸取众人长处，保持占据学术前沿。如果能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你自然会更有实力、更有自信;如果自身之短难以弥补则有必要避开，别开生面扬己之长，这样你也能够彰显实力、保持自信。如果不能在核心学术期刊经常“刷存在感”，除了单位整个学界没人知道是谁，如果对自己的实力没有自信，只有靠菲薄他人抚慰自卑，说明这一“残酷”职业不适合你，最好换一种职业，也许能做得更好。

　　5.学习无边界、无止境，除了学历教育，更需懂得向社会学习，在人生中学习。我自身体悟是：读了大学才发现，自己仿佛早已从“社会大学”毕业，思维方式、思维特性基本定型不受外力改变，更习惯于、更适合于出于自身内在动力的“自主学习”;大学规范课程只不过引导完成系统化学习入门，足以为此后“人生大学”持续学习调校专业方位。这就是我不再接受“规制教育”读取硕博学位的原因，背后潜藏深刻的历史经验──规制灌输能否接受必经自主鉴别。“自学”是我们这一代人被逼无奈的选择，“自主深度学习”也成为我们这一代学者独具的优势，在当今时代或许无法复制，至于人工智能开发领域的机器人强标准化、高重复性所谓“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实属人工编程指令强加工业控制之反例。年轻人，走你自己的路，我不说什么，惟祝愿走好。

　　专家简介：

　　王亚南，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文发展研究与评价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云南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会长。主要学术方向为民俗学、民族学及文化理论、文化战略和文化产业研究，得到国内相关学术界公认的主要学术贡献：(1)1985年首次界定“口承文化”概念，随后完成系统研究，提出口承文化传统为人类社会的文明渊薮，成文史并非文明史起点;(2)1988年解析人生仪礼中“亲长身份晋升仪式”，指出中国传统“政亲合一”社会结构体制和“天赋亲权”社会权力观念;(3)1996年开始从事文化战略和文化产业研究，提出“高文化含量”的“人文经济”论述，概括出中心城市以外文化产业发展的“云南模式”;(4)1999年提出“现代中华民族是56个国内民族平等组成的国民共同体”和“中国是国内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论点，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统一国民共同体论》;(5)2006年来致力于人文发展量化分析检测评价体系研创，相继主持撰著《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1年以来每年出版)、《中国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报告》(2013年以来每年出版)、《中国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报告》(2015年以来每年出版)、《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报告》(2016年以来每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