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8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第十八次全国皮书年会(2017)”在青海省西宁市隆重举行。此次年会以“皮书专业化二十年(1997—2017)”为主题，全面总结20年来皮书系列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中国学术与社会发展实践做出的贡献，深入探讨在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的形势之下皮书系列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会上，第八届“优秀皮书奖”揭晓，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王亚南研究员主编主撰的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获得“优秀皮书奖”三等奖，并第三次获准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项目”。该书还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梦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英文版，恰好在会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国际出版集团联合出版，在全球范围发行。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到王亚南研究员就此项研究成果、年会期间发言、人文研究方法、智库分析技术、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接受专访。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王老师，您好！可否请您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这一研究成果的基本情况？

　　王亚南：我想，《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一书获奖，三度进入“创新工程”，出版英文版，这些都不是重点，仅仅导向一个基本问题：此书有何特色、意义和价值。

　　2006年我利用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分析全国及各地文化产业发展，从中得出体会，文化发展研究应该由“虚”的方法、“软”的推断转向用“硬”的数据说话。随后我发现，在国家现行统计制度及其发布惯例之下，长年持续、系统全面的数据为居民文化消费数据，于2008年锁定文化消费量化分析研究。这时，全国近10家大学和研究机构投入文化发展量化分析研究竞争。“全国文化消费景气指数测评与排行”得以最早推出，三年内四次“升级版本”在各地社会科学期刊、文化研究书辑发表文稿数十篇，2011年首次出版《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一书。书稿提交出版社的同时就被中央调研组(组长王晨)调阅，影响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起草(扩大文化消费专节)。此书成为全国首个文化发展量化指标体系实际测评成果，特别是全国首个文化民生量化指标体系实际测评成果，对于检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具有首创意义。

　　该书入选英文版需经国内相关研究领域著名专家审读并提供书面推荐意见。北京工业大学王国华教授意见：“《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是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研究领域里的第一部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预测性的文化消费需求研究报告。它填补了文化产业研究领域长期欠缺的文化消费需求景气研究的空白，构建了一套独特的衡量文化消费需求景气的“民生指标体系”……”上海社会科学院蒯大申研究员意见：“……其分析、检测、评价方法不断延伸、拓展出《中国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报告》、《中国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报告》、《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报告》，可见已经形成一种有生命力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

　　借此提一下后续成系列各书：《中国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测评报告》2013年以来持续出版，全国首个以文化消费需求侧增长空间反推文化生产供给侧发展目标量化指标体系实际测评成果，对于检验发展文化生产、扩大文化消费、增进文化民生实际成效具有特定意义。《中国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报告》2015年以来持续出版，全国首个公共文化投入状况量化指标体系实际测评成果，对于检验公共财政文化投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差距具有特定意义。《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报告》2016以来持续出版，全国首个民生(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人民生活”范畴)发展量化指标体系实际测评成果，对于检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具有首创意义。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据悉，您在此次全国皮书年会文化传媒分论坛上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文化发展研究的人工智能化探索》，您如何看待近几年“人工智能热”？

　　王亚南：近几年来，“人工智能”一词已经溢出研究院所的硬件感应和软件程序范围，甚至走下新型工厂车间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成为媒体和公众社会关注的热词。尤其是在工程技术各行业、各厂家的刻意推动下，各种类型的操作性“工业机器人”、表演性“形体机器人”大行其道，在媒体和公众社会眼里似乎成了人工智能的主要代表。事实上，人工智能的要义不在于“手”，不在于操作控制环节。所谓“机器人”其实仍不过是机器，只是通过工程技术把编程指令外化，代替人工从事种种强逻辑性、强规范化、强标准化、高重复性的操作或表演。一般所见“类人机器人”者，至多可算是对于人工编程指令具备固化执行功能的“体力劳动者”。对于“类人机器人”之流的特化人工智能“体力劳动者”，不妨当即口语指令让其做额外动作，它一定笨得呆萌。

　　目前，媒体和公众社会已经熟知的人工智能典型代表应该说是阿尔法Go，即围棋对弈“机器人”。说它是“机器人”，实在见不到人的形体模样，甚至见不到类人手形的“操作肢”。人工智能的要义在于“脑”，在于思考抉择环节。阿尔法Go就是一台能够瞬时进行海量运算的高性能计算机，或是一堆“超算”部件组合体。它可以迅速“思考”(运算分析)每落一子的利弊得失，能够准确“判断”(运算选择)每应一子的最佳点位。说到底，它就是穷尽一切可能而算得远，算得准，不会错，不会累(电路元件发热高温不算)，但落子却还需要人工辅助，十足就是一个单向度高智商的人造“脑力劳动者”。对于阿尔法Go之类的特化人工智能“脑力劳动者”，不妨直接为其换上行棋路数选择少得多的一盘象棋，它没准傻得弱智。

　　归根结底，人类物种优势在于能力泛化，能够使用工具突破自身局限，动物物种大都拥有特化一技之长，譬如鹰之目力、狗之嗅觉，而其他方面缺陷则无从弥补。现有各特色化“机器人”更像“机器动物”，想“做人”还早着呢。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大众一般认为，人工智能开发是理工科学技术领域的事情，请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

　　王亚南：关于人工智能，当下最为“前瞻”的争论在于，其未来发展有益还是有害。实际说来，眼前所谓“人工智能”只能算是相关业界的“概念性愿景”。当今人工智能开发尚处于物理层面，依然可用“工业控制”来概括，计算机只识“0”和“1”两个数的逻辑开关电路，二进制根源恰恰在于机器十分弱智。这有何可怕?即便出现“邪恶博士”人为使坏，断电呀!假如将来人工智能开发能够进入化学层面，仿生大脑回路自动关联传输，并以裂变或聚合反应产生能量，才谈得上化合作用下“自主学习”;再进入生物层面，仿生神经系统自组织生长和修复，并依靠光合作用或摄取生物体获得能量，才谈得上进化过程中“自我完善”。可以看出，这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哲学思考而非技术探讨，正是人文科学研究应当发出声音的方面。

　　人工智能毕竟是现今工业控制的前沿，是现代理工科学技术发展的巅峰，其基础就在于标准化可重复验证的科学方法，值得人文社会科学界尽可能效仿。文化产业研究领域不少人偏好援引“国际经验”称：“人均产值达1000美元时文化需求高涨，达3000美元时文化需求倍增，达5000美元时文化需求带动消费结构升级”，面对“中国特色”并不灵验而构成误导。《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回溯20年反复检验，全国对应产值的文化消费率、对应居民收入的文化消费比、对应总消费的文化消费比重均呈持续下降态势。其间2007～2011年我国人均产值刚好由3000余美元增至5000余美元，居民文化消费率反而明显降低直至叠入低谷，2012年以来方略有回升。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尽早摆脱“非精密科学”客气雅号，首先就需要“引进”数理抽象的标准化分析方法，从实检测“中国现实”得出精确“数据事实”依据。

　　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其中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难言规范化、标准化，实属“非精密科学”个人“脑工作坊”，组成团队亦为各自“脑工作坊”联动，甚至科研立项无需经过“查新”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研究。其研究过程主要依靠各人阅历经验、学养积累、悟性智慧，可以个性化地提供“怎样想”的别样思路释惑，却难规范性地给定“怎样做”的标准答案解疑，这样的“非精密清谈”往往流于撰稿者自说自话，阅读者见仁见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面临一次根本性技术革新。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那么，能否为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年来您在文化发展研究领域，采用量化分析方法和人工智能技术，有什么心得和收获？

　　王亚南：当前智库建设主要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恐怕应当设置最低门槛，达到最基本的规范化、标准化，保证最低限度的可重复检验，基于科学方法追求智库研究专业化、研究流程标准化、研究成果规范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正是历来中国各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民生进步“非均衡性”的历史渊源，若有意回避或无意遗漏则难以厘清任何全国性、区域性课题。我们特地首创城乡比统计方式转换权衡指标，独创地区差演算方式亦为权衡指标，作为检测“发展缺陷”的逆指标。《中国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报告》检测公共文化投入地区差表明，全国地区差从2000年1.4571扩大为2015年1.5626。同期，有19个省域公共文化投入地区差扩大，只有12个省域公共文化投入地区差缩小。在全国及各地产值、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地区差普遍逐渐缩小的同时，公共文化投入地区差却在扩大，无疑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追求形成“逆动”效应。智库研究理当定位为决策“前置性”或“调试性”研究，而不是“解读”。

　　智库研究流程需要融合最新数据信息分析技术，实现全结构化、逻辑化、数量化、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研究方法。精心建构一种量化分析、检测、评价数理模型，普适于全国各地实现通约演算，有可能揭示普遍趋势和内在规律。如果说，文化消费与产值、居民收入、总消费的相关性构成文化消费率、消费比、消费比重可称公共知识，那么，文化消费与居民积蓄的相关性分析可谓别出心裁，揭示出二者增长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居民抑制消费加大积蓄以求“自我保障”，首先抑制“非必需”文化消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同步，正是国内居民总消费长期增长不足的原因所在。《中国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报告》前后涵盖20年、上下广及全国及31个省域追踪检测，大部分省域文化消费“积蓄负相关律”显著，相当一部分省域“积蓄负相关律”明显或较明显，只有少数几个省域“积蓄负相关律”基本成立或局部时段成立。

　　建立高端、创新智库，有必要将高度聚集的人之智能充分加以技术化，延伸开发人工智能化处理软件系统，形成相应学科、专业领域的理论性通行分析框架、技术性通约演算方法，实现可复制推广、可重复检验。《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中国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报告》、《中国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报告》、《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报告》四项量化指标体系均已形成规范化分析方法、标准化演算模式可供复制。浙江文化艺术研究院已经商谈“技术移植”前三本书的智能化演算模型，变原著全国总体检测加31省域排行为浙江省域总体检测加所有地级市、部分重点县级市(区)排行。从技术上来说，在数据库软件系统里把全国及31个省域历年数据矩阵更换为浙江省域及各地级市、重点县级市(区)历年数据矩阵，而后数据演算、图表制作、文本分析整个流程近乎全自动完成。我们已经走上人文智库研究的人工智能化探索之路。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2020年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您对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有何看法？

　　王亚南：“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于2020年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目前看来近乎已成定局。据我的研究测算，2020年全国文化产值比(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有望至少达到5.28%。然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只能是满足需求，经济增长与民生进步，文化发展与文化民生增进，孰为手段孰为目的，本来就是十分清楚的。以往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专心致力于规划并推进生产供给增长或许就足够了，与之对应的消费需求增长规模全由生产供给发展目标“锁定”，似乎不存在供需协调问题，供给短缺则发行票证“定量供应”即可。但是，当今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为此，我特意撰写发表《文化产业尚需成为“国民消费支柱性产业”──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另一种路向》一文(《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展开深入分析：2004～2014年十年间，全国文化产值比与居民文化消费率二者历年变化的相关系数为负值0.5371，即在53.71%程度上呈现逆向走势。做成走势图可以清晰看到，文化产值比、文化消费率两条曲线上下交错而行，其间走向形成一种逆向对应关系，通俗地说就是国人们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剪刀差”关系。好在2012年以来文化消费率略有回升，否则这种负相关关系即“剪刀差”走势势必更加显著。据此不难觉察，我国文化产业出现了值得认真对待的严峻问题：文化的生产供给增长与消费需求增长之间相互游离，尚未形成一种正常、健康的供需协调增长关系。

　　如果说，文化产值比达到5%，我国文化产业就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那么，同样可以类比推导，文化消费率达到5%，我国文化产业也将成为“国民消费支柱性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才是生产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有了广阔的消费市场需求，生产供给自然就会跟上，就怕市场需求不足。这就是说，文化产业成为“国民消费支柱性产业”，必然也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反之则不一定。共和国数十年计划经济传统似乎形成一种社会惯性，在事实上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残余的文化领域尤为明显。发展我国文化产业仅仅注重生产供给的发展显然已经不够，提升国民文化消费需求才能增强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国文化产业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这就是2015～2017年国家连续三年持续大力推进扩大文化消费部分省市试点、全国各地试点、进一步扩展试点的深刻背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