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据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7年第32期转发王亚南研究员《基本公共服务目标倒逼文化投入均等化》全文，刊发文稿栏目名称为“民生政策”。我们感到好奇，我院王亚南研究员是一位文化研究知名学者，他的文化研究文稿为何会引起经济学内参关注?为何又被归于社会民生政策议题?此文究竟潜藏着什么深意?为此，我们邀请王亚南研究员接受专访。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王老师，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文化研究知名学者，但近一些年似乎四面出击，您在全国各地学术期刊发表文稿，大多放在经济学或社会学栏目。您到底怎样看待自己的学术定位？

　　王亚南：这个提问很尖锐呀!但所指的情况非我所愿。我知道，职业学者必须坚守自己的学科专业定位，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你什么也不是。我甚至有一句“经典”俏皮话：所谓专家就是在自己研究领域之外智力和见识不如常人的人。因为专家在自己研究领域里竭心尽力，对于其他方面不用心思甚至“退化”了。我对这些期刊都说过，希望把我的文稿放在文化研究栏目，我只是说相声里面能唱几句，不要把我放到歌唱家那里。经济学、社会学可以使用量化分析方法，文化研究为什么不可以?相关期刊不能一见量化分析就归为经济学或社会学。

　　还是回到《基本公共服务目标倒逼文化投入均等化》一文上来。

　　近年来，国家相继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确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细目。落实均等化目标必然涉及服务条件、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等方面，在任何一个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服务条件、内容和质量的均等化都需要公共投入的均等化作为基础保障。

　　我主编主撰《中国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报告》一书(见图1)，为全国首个公共文化投入量化分析检测评价指标体系，系列成果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蓝皮书已连续出版三年，对于检验全国及各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均等化距离具有特定意义。该书2017年版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础数据，全面展开2000～2015年全国、四大区域、31个省域(除台、港、澳外的省级行政区划)公共文化投入增长相关性分析，揭示出许多令人欣喜或值得注意的重要数据变化动态，其中潜藏着若干“想不到是这样”。

图1：2017年版《中国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报告》封面

　　此书领衔主编单位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单位有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光明日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由于有前期多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中国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报告》作为基础，《中国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报告》一书的量化分析检测评价指标体系构思设计更为成熟完善，我寄予更大期待，现已出版三年终于引起一点反响。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就说此文，我们还是纳闷，经济学内参为何会关注文化研究话题？

　　王亚南：公共文化投入属于财政预算分配范围，究竟应当占有多大比例才合适，并无可供参照的“理论值”依据，只能在社会现实当中寻求“参考值”。首先必须放到经济增长、财政增加的背景当中考察“协调性参考值”;其次应当放到东中西部和东北各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当中考察“均衡性参考值”;最后更关键的是国家已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各地人均值检测就成为必然。这样才能完成全国及各地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成效的精确化检验。

　　1.全国公共文化投入增速普遍高于经济发展增速

　　2000年以来15年间，全国公共文化投入年均增长高于产值3.11个百分点，公共文化投入总量与产值总量之比从0.30%上升至0.45%。这样一种增长差异意味着，在以产值为表征的历年社会总财富分配中，公共文化投入所占比重份额逐渐加重。

　　东北文化投入年均增长高于产值2.91个百分点，与产值之比从0.25%上升至0.37%;东部文化投入年均增长高于产值2.75个百分点，与产值之比从0.23%上升至0.33%;西部文化投入年均增长高于产值2.62个百分点，与产值之比从0.40%上升至0.56%;中部文化投入年均增长高于产值2.37个百分点，与产值之比从0.27%上升至0.36%。

　　全国及各地普遍出现的这一增长变化格局充分体现出，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到确立文化强国发展战略，再到确定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提出理念、明确战略、推进落实的步骤越来越明晰。

　　2.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投入占全国份额明显提高

　　同期，全国公共文化投入总量由300.29亿元增加到3076.64亿元，年均增长16.68%，2015年为2000年10.25倍。

　　西部年均增长17.94%，高于全国1.16个百分点，占全国份额由22.94%提升为26.59%;中部年均增长17.02%，高于全国0.24个百分点，占全国份额由16.75%提升为17.27%;东部年均增长16.68%，低于全国0.10个百分点，占全国份额由40.84%跌降为40.32%;东北年均增长15.49%，低于全国1.29个百分点，占全国份额由8.25%跌降为6.98%。由于四大区域产值增长有差异，份额升降检测与增速变化检测结果有所不同。

　　中西部为我国欠发达地区“集中连片”区域，公共文化投入占全国份额提升明显，这本身就反映了国家推进“区域均衡发展”诸项战略所取得的实际进展。

　　3.中西部公共文化投入人均值增长程度最为显著

　　同期，全国公共文化投入人均值由23.78元增加到224.37元，年均增长16.14%(由于人口增长，人均值增幅略低于总量增幅)，2015年为2000年9.43倍。

　　西部年均增长17.73%，高于全国1.59个百分点，从全国人均值的80.42%提高至98.60%(向上接近持平);中部年均增长16.86%，高于全国0.72个百分点，从全国人均值的59.39%提高至65.10%;东北年均增长15.27%，低于全国0.87个百分点，从全国人均值的97.81%降低至87.32%;东部年均增长15.14%，低于全国1.00个百分点，从全国人均值的120.31%降低至105.61%(向下趋近持平)。由于四大区域人口增长分布变化，人均值测算与总量测算结果又有所不同。

　　人均值增长检测直接揭示公共文化投入均等化程度，这里的数据变化态势说明，国家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早已在实际上推动了公共文化投入均等化进程。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从以上分析看来，全国及各地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普遍超过经济增长，中西部公共文化投入增长超过东部，都是好现象呀！

　　王亚南：发展成效需要讲足，存在问题也要讲透。公共文化投入是高是低，增长是快是慢，最大的“可比性”还在于教科文卫投入相邻关系比较。在国际社会，在我国国内，“教科文”并提都是共识，我国习惯上又加“卫生”。在国家早期统计制度中，干脆合为一体称为“文教卫生事业费”。另外，31个省域之间深入细致地展开检测才是关键所在。全面、系统的精细化数据分析测算发现，全国及各地公共文化投入增长存在某些“非均衡性”的缺憾和不足。

　　1.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普遍低于财政收入、支出增长

　　2000年以来15年里，全国公共文化投入年均增长低于财政收入0.81个百分点，低于财政支出0.60个百分点，文化投入占财政收入比从2.24%降至2.02%，占财政支出比从1.89%降至1.75%。

　　27个省域文化投入年均增长低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只有4个省域文化投入年均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8个省域文化投入年均增长低于财政支出年均增长，只有3个省域文化投入年均增长高于财政支出年均增长。

　　把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放到财政增长背景中考察，不难看出其间增长的协调性欠佳。在各级财政支出份额切分当中，文化投入或许依然不受重视。

　　2.文化投入增长显著低于教育、科技、卫生投入增长

　　同期，全国公共文化投入年均增长低于教育投入2.93个百分点，低于科技投入9.67个百分点，低于卫生投入6.88个百分点，文化投入占教科文卫综合投入比重由10.97%降低为6.52%。

　　29个省域文化投入占教科文卫综合投入比重下降，下降最轻微的青海从11.88%降为10.93%，下降最严重的四川从17.34%降为6.41%;只有北京、重庆2个省域文化投入占教科文卫综合投入比重上升。

　　把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放到教科文卫相邻关系中考察，其间增长的协调性失衡更加显而易见。与教科卫投入“硬指标”相比，文化投入或许属于一种“软指标”。

　　3.公共文化投入与居民文化消费同构占比明显偏低

　　居民文化消费占居民收入、消费支出比与公共文化投入占财政收入、支出比无疑具有一种同构占比关系。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占居民收入比为5.62%，公共文化投入同构占比偏低3.60个百分点;居民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为7.86%，公共文化投入同构占比偏低6.11个百分点。

　　21个省域公共文化投入在财政收入中同构占比继续降低，只有10个省域此项同构占比出现升高趋势;29个省域公共文化投入在财政支出中同构占比继续降低，只有北京、西藏2个省域此项同构占比出现升高趋势。

　　当然，此类同构占比关系的平衡系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公共文化投入增长赶不上居民文化需求增长变动的大体态势可以成立。

　　4.省域间公共文化投入增长失衡，全国地区差增大

　　由四大区域整体检测来看，欠发达地区公共文化投入增长较快而发达地区增长稍慢，大区域间差距明显缩减。然而，各省域间增长极不平衡，2015年人均值前两位西藏、北京分别为末位河南的9.72倍和7.83倍，势必难以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两个地方直接比较倍差值直观明了但过于简单，尤其不具推延可比性和演算通约性。为此，本系列检测于多年前独创“地区差”指数检测方法：以全国总体人均值为基准1来衡量，高于全国人均值各地即与基准值的倍差值，亦为向上偏差值与基准值之和;低于全国人均值各地即为向下偏差值与基准值之和;全国及四大区域取相关省域绝对偏差值(不论正负)的平均值与基准值之和。这样就可以实现当地历时性、各地共时性通约演算，并以其倒数作为逆指标权衡系数，地区差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缺陷”。

　　坐标轴：全国及四大区域之下，省域按文化投入人均值地区差从小到大序自上而下排列;横向柱形：左为公共文化投入人均值，右为人均值地区差(无差距=1)。上下对比各地人均值，形成直观比例关系，可清晰看出地区差距。

图2：2015年全国及各地文化投入人均值及其地区差

　　地区差检测结果表明(见图2)，全国公共文化投入地区差从2000年1.4571扩大为2015年1.5626，即31个省域绝对偏差值的平均值从45.71%增大为56.26%，扩增7.24%。同时，有19个省域文化投入地区差扩大，只有12个省域文化投入地区差缩小。在全国各地产值、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地区差普遍逐渐缩小的同时，公共文化投入地区差却在扩大，显然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追求形成“逆动”效应。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由图2来看，各地公共文化投入的地区差距确实十分明显，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公共文化投入的均等化？

　　王亚南：经过详尽的分析检测，有了“协调性参考值”和“均衡性参考值”，下面的事情就好办啦。数学抽象与哲学抽象都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方式，数学抽象与哲学抽象相比，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可以按照数学公理、定律进行推演计算，直接得出更加精确、细密的演算结果。加大公共文化投入的量化推演检测可以由几个方面展开。

　　1.经济、财政、教科文卫投入协调性差距测算

　　假定全国产值→财政支出→教科文卫综合投入→文化投入之间均实现2000年以来历年最佳相关性比值关系，以三项最佳比值叠加测算，2015年全国公共文化投入人均值应达到413.16元，总量应达到5665.28亿元，为现有实际值1.84倍。

　　2.文化投入与消费同构占比平衡性差距测算

　　假定公共文化投入占财政收入比与居民文化消费占居民收入比持平，同时文化投入占财政收入、支出比再予平衡(以相同比例投向公共文化)测算，2015年全国公共文化投入人均值应达到667.15元，总量应达到9148.12亿元，为现有实际值2.97倍。

　　3.各地公共文化投入人均值均等化差距测算

　　假定全国各地之间产值→财政支出→教科文卫综合投入→文化投入的人均值全面消除地区差距，同时全面实现2000年以来历年三项最佳比值(惟有北京曾在2012年实现，近几年接近实现)，以北京文化投入人均值测算，2015年全国公共文化投入人均值应达到872.26元，总量应达到11960.62亿元，为现有实际值3.88倍。

　　实际上，前两项假定测算已得出重要发现：如果各地普遍实现历年三项最佳比值增长，或进一步实现同构占比平衡，那么文化投入地区差都将普遍明显缩小，各地文化投入人均值也将会十分接近，为随后实现全国公共文化投入均等化奠定良好基础。最终达到全国各地文化投入均等化正是公共财政、公共文化服务追求的理想目标。

　　谨以此推演测算结果供“十三五”期间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工作参考。

　　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切不可局限于数学演算工具性范围，哲学思考、历史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力求以小见大，一滴水见太阳。

　　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系中国社会结构长期存在“非均衡性”历史遗痕的主要根源，亦为全国当今经济、社会、民生发展“非均衡性”的主要成因，正是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文化投入数据不提供城乡投向分类数据，城乡比指标检测在此只得从免。本系列研究已经跟踪全国各地文化发展、民生发展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检测10余年，深感我国当前深层社会结构体制矛盾正在于此，为此形成几点思考建议。

　　(1)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属于宪法保障公民社会权利“国民待遇”范畴，最直接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事权责任在于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地方各级投入资金需要提高统筹层级，直至由中央财政全盘统筹。国家应制定全国统一的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投入标准(以人均值测算，或以产值、财政收支比例测算诸如教育投入)及其上下限，各地若民生不达标理应与生态不达标同样问责。

　　(2)中央财政除了对欠发达省域继续给予相应转移支付之外，也应对次发达省域中的欠发达县域给予适当转移支付，近几年在某些专项支出上其实已出现类似政策;还可对各类公共事业显著“超标投入”的财政富余地方实行反向转移支付征缴，以避免单一制国家内部产生间隙(中国从未实行、亦不推崇法理上的联邦体制)。公共财政属于国家治理范畴，因而公共财政制度有必要遵从我国“单一制”国家体制。

　　(3)我国历代各层级之“央集权”延至现今中心城市“集中度”和“首位度”，正是目前国内重大社会结构性难题诸如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问题(北京谓之体制问题)、大城市病，乃至教育公平、医疗公平、社保公平，甚至包括“雾霾集中度”、“交通拥堵首位度”等等的深层社会体制根源。这些难题都不是单一领域的治理或管理所能奏效，必须有社会结构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方可真正解决。

　　(4)当前，国家积极倡导并推进的“城乡一体化”社会建设、“全民均等化”民生发展，期待共和国百年之际全国各地能够基本弥合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民生进步诸多方面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尽快化解全国政治、行政治理高度统一“法理单一制”与各地经济、社会、民生发展极度分散“事实联邦制”的社会结构体制矛盾，有利于彻底终结中国历朝历代城乡鸿沟、地区鸿沟引发动荡带来内乱的“历史周期律”。